之地，收成也需假以时日，洪承畴军前粮饷主要还得依靠江南、浙江、江西、湖北等地供应，粮饷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洪氏也是倚靠长沙幕府得以解决。
洪承畴开府长沙后，湖广军前的粮饷就通过长江、经洞庭湖、湘江，源源不断地运到此地，储存并分发各地。由于西南地区地势险要，山峻道险，滩高流急，长途水陆运输是个巨大的难题。如离长沙最远的粤西官兵的粮饷，首先须由长沙转运衡阳，从衡阳南行，再以扒杆船或雇佣民船，经永州转运桂林，一路艰难可以想见，衡阳城外曾有顺治十二年洪承畴为转运军粮专门修造的九座粮仓[169]。至于常德、宝庆等地的粮饷，则是用特制的船[170]转运的。曾有诗专门描绘民夫运粮供应西南大军的悲惨命运：“万夫喘汗运刍粟，七百里路米一肩。草间亡命利盗劫，豺虎食肉流饥涎。十人裹粮九不返，大军待哺肠雷□”。长沙幕府中大批专门从事运粮的幕客对此应有切身体会。
如“隶文襄部”的“王将军(小注：可就)”运粮贵阳，途经诸葛洞，相传这是武侯诸葛亮运粮的故道，为横江巨石所阻。王将军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决定招集人夫，凿开横江巨石，“百夫运土千夫绳，铁锥入水水沸腾，凿之许许彻昼夜”[171]，终于打通故道，完成任务。这个“王可就”显然也是长沙幕府成员[172]，从事运粮的王凤岐等人也与之身分相同。
镶蓝旗下投诚官山西人王凤岐、江南怀远生员徐国维等，在“军前效用”，委买粮料、接济军需、管押水陆转运事务[173]；桃源县令郝宗福上任前的主要功绩就是专门管理益阳船，负责押运供应宝庆的粮米；湘阴人罗君聘随洪承畴进入云南，专门负责宜良、富民、姚安等地的粮食转运工作；石门人彭应也是专职从事运粮的幕客。
主管湖广军前粮饷事宜的幕僚是洪氏“姻亲”黄志遴[174]。黄志遴，字铨士，鸥湄，福建晋江人，顺治三年进士，是清朝福建通籍的第一人。选庶吉士，官至少詹事，出为湖广左布政，劝民农桑，以为守令倡。“时经略洪承畴驻楚，督征滇黔，志遴挽运转输，咄嗟立办。”[175]俨然是幕僚领班的角色。湖广布政使一职，职掌钱谷，在腹里内地已称繁难，何况非常时期，凡滇、黔两省及广西一省兵饷，都责成转解，数目既多，路途又远，兼以大兵云集，需用更急。因此，洪承畴特意委用“姻亲”子弟担任，以便“多方计算，刻期速运。”[176]
为了粮饷能迅速、及时运抵前线，洪氏还下大力气抓交通工具，曾“造官船八百余艘”[177]，大都为幕僚的功绩。原署长沙府后任常德通判的张道澄，仅顺治十二年一次就赴永州打造扒杆粮船三百只。清军开始进攻云、贵后，在辰州集结船四百只，专门负责运送从常德至辰州、沅州的粮米[178]。
(4)贩盐赢利，接济军需
洪承畴在湖广军前，还曾多次贩盐赢利。史有明文的记载就有三次。谈迁记载了顺治十年洪承畴船队南下途中在户部钞关所在地临清贩盐之事，“派各文武吏输价若干”[179]。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在自陈履历中称“于十一、十二两年再次买盐，未经奏请，帮银加米违例遽行。”[180]本来贩卖私盐是严行禁止的，但洪承畴以“接济军需”为名大量贩盐，清廷也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又如湖广管理驿传盐法道，与行盐事务密切相关。顺治十二年湖广驿传盐法道为于时跃，当时湖广每年“金粟仰给吴楚凡百余万，公檄行数千里外，越洞庭、潇湘，溯流而上，过分水岭，舻舳相衔，不致乏绝。”又“兵略夙娴，在行间久御诸将帅，恩威互济，如指臂腹心。”[181]可见上下合作愉快，后升任广西巡抚，由曾在江南任职的分巡上荆南道卞三元接任，“湖广用兵之区，更需疏引招商，行盐利民。”[182]他们两人对湖广军前贩盐之事定然多有贡献。
(5)办理各项军前庶务
长沙幕府成员，当然是办理湖广军前各项庶务的最佳人选。粮饷收发、转运、草豆收贮、支放、买马、修城、筑路、整顿驿站等等，都由幕府人员上下其手、前后照料、四处支应。
顺治十二年蒋应泰出任宁乡知县，整顿驿站、“杜派民马”成为一项颇有遗响的益政[183]；湖广驿传盐法道于时跃因为驿站关系到军情塘报，全力清查整顿，“裒多益寡，驿站渐有起色。”[184]至于洪氏最初派到各地管理地方的幕僚，大多将修复当地驿站作为要务办理，长沙驿站经过洪氏亲自整顿之后，运转有效[185]。甚至幕僚的部下也以买马招兵为己任，得到洪氏鼓励[186]。另如黄中通出任永州知府，除转输军饷之外，也曾与张道澄等一起修理东安、衡阳等地的城墙。
凡此种种，都属军前庶务，是战备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洪承畴在湖广前线布置的军事防御体系又有直接关系，因此，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不能不说也有长沙幕府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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