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安插完毕，以线国安、全节两镇驻扎桂林，马雄驻扎苍梧。[215]加强广西的防卫力量，其作用与加强湖北的薄弱环节一样，是为了截断孙可望军队在南面的支持。这三个步骤，在顺治十四年的下半年基本完成。
纵观这一体系，北部以常德为重镇，即可北防鄂西的西山、蕲黄农民军、山寨武装南征，又可南接驻守辰、沅等地的孙可望部将北战，故仅常德一地就设置四镇，经略左标李本深、后标胡茂祯、辰常总兵杨遇明、沅州总兵张鹏程及副将孙喜策等都聚集一地，还以郧阳巡抚、武昌城守、洞庭水师等为缓冲力量，固守常德。南部以宝庆为要地，以东安、祁阳、永州为依托，共同屏障长、衡；并将桂林、苍梧一线作为缓冲地带，防止以云贵为根据地的抗清武装从南翼突袭湖南，桂林离湖南最近，苍梧与广东交界，必要时即可出击柳州和浔州。显然，洪氏坐镇长沙是整个防御体系中心，而湖南则成为相持阶段中的主战场。为“安湘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216]，力保与孙可望部将直接对峙的常、宝安全，待机打击南北两翼的“后路”、“旁路”之敌，就成为湖广前线清军的主要任务。军事防御体系建成以后，不仅湖南境内的清军可以互相声援，在更大范围内，湖南与湖北、湖南与广西的遥相呼应也成为可能，湖广前线的防卫大大加强。
洪氏这三步棋子一落定，其“以分守扼防为用兵要领”[217]的特点就凸现出来了。如果说，多得贤良、安民劝农的政治、经济举措是“以守为战”策略的主要内容，那么，以“分防扼守”为特征，建立一个首尾呼应、南北共防的军事防御体系，就是“以战为守”的要点。事实上，两者都着眼于防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军事上，洪氏始终采取保守的、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分守扼防”，实际上就是四面设防，全面防御，这常被认为是兵家之忌。洪承畴之所以敢顶风而上，倚势的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思想──“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在洪氏看来，相持阶段中，军事力量主要是为配合政治招抚而起作用，因而防御体系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并非以承担抵御强烈军事进攻任务为主，而是作为政治招抚的辅助和后盾，等待条件成熟，转变为进攻的力量。正如洪氏自己所言“请增设湖南、湖北、粤西各处水陆官兵，虽为目前堵剿之实，正为将来进取之远图。”[218]
所以，“以守为战”也好，“以战为守”也好，洪氏的着眼点在“守”而不在“战”，归根到底是为了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另一方面，“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通过政治攻势，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才是洪氏战略思想的精髓所在，是“以守为战”和“以战为守”的终极目标。招抚、离间、瓦解南明武装的种种伎俩，“五千里长边”的建设，无非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对于这一点，不仅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就是后人的理解也存在种种问题，或者是有所了解，但不深入，或者是根本没有理解，仅凭想象和猜测，信口开河，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南辕北辙的解释，这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
(四)
洪承畴将进剿云贵的计划一拖再拖，惟寄希望于组织强大的政治攻势，因而在相持阶段中，军事上没有明显的建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寸土未恢”[219]，并绝少主动出击，这就不免引起当时以及后人的许多困惑。当时朝廷内外就存在以户部左侍郎王弘祚、四川总督李国英为代表的一批怀疑派，他们曾揪住洪氏这条辫子，大作文章[220]，只因未得到顺治帝响应而罢休。再回头看看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三个问题，可见现在人们依然持有与古人相似的疑惑，对洪氏仍然不够了解，尤其是对其战略思想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
第一个问题：顺治十一年十月，李定国率兵围广东新会，屯兵城下两月不下，十二月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将军朱玛喇合兵反击，李定国一败于兴业，再败于横州，自宾州走南宁，清军收复一度被李定国占据的高、雷、廉三府二十五州县[221]。此时洪承畴为什么没有出兵截击李定国？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状况有所了解。
当时，战事发生在广东、广西交界地带，与湖南并不直接交界，属于湖南主战场的侧翼。从地理位置看，最有利的截击地点是广西境内的梧州、浔州等地。从湖南前往，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沟深滩险，交通十分不便。在兵贵神速、谬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紧要关头，洪承畴不能不慎之又慎。
顺治十一年六月，李定国准备发动夏季攻势，攻打肇庆。柳州、贵县等地的部队积极行动，添兵添象，各地群众也踊跃配合，在戎墟的前锋部队离驻扎在梧州的清军、广西提督右翼总兵马雄的人马只有二十里地，而当时驻扎省城桂林、离梧州只有七百里的提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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