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显然，南明军队拥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得到民众大力支持并非偶然现象。而且，清军第三次占领湖南之后，在军事上也没有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
顺治十年三月，接替尼堪的清定远大将军屯齐与孙可望驾前军在宝庆岔路口相遇，“可望以定国去，虑诸军有图己者，既不敢严督诸军前战，诸军亦以驾前军奋欲立功，不愿与并力，以致于败。”[29]孙可望虽败但实力尤存，辰州、靖州、沅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仍在南明掌握中，清军只夺回常德、长沙、宝庆、永州等中心城市，双方在常德、宝庆一线展开拉锯战，地势有利的湖南西部仍被南明军队牢牢控制着。在湖南不仅存在一条明清双方的军事对峙线，也存在十分明显的政治对垒。清军要在湖南站稳脚跟，首先必须稳定战线，争取民心，其次还须设法铲除当地抗清武装及其群众基础。这一切，迫使清廷不得不知难而上，即刻挽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湖南的混乱局面，借以稳定全国的形势。
结合入关以来清廷内部政治变迁的轨迹，我们可以对形势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多尔衮摄政后期，清廷内部已出现改弦更张的趋势，统治方针的基点开始由坚持满化的崇德政治向满汉联合转变[30]。由于汉族士民不肯屈服于武力高压，促使清朝统治者逐渐反省“远迩百姓犹未同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对例行政策有所检讨[31]。这种趋势在顺治帝亲政后更加明显。他本人曾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原传统文化，也愿意听取汉官建议，热心于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法宝。顺治十年正月三十在他生日之际，赐宴群臣。宴毕，命图海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名夏的回答是：“治天下无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再问如何得人，答案只有一个：“于群臣中择素有德望者，常赐召见访问。”[32]因而他能学以致用，一到关键时刻即有上乘发挥：及时选出“素有德望”者——洪承畴来支撑局面，这无疑是清廷内部政治变迁与风云际会恰到好处的结合，也可见顺治帝所具有的治国开基才能。
顺治十年正月曾卷入满族贵族党争、以谭泰事得罪满洲贵族的内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调任弘文院。五月，顺治帝认为，清军虽然攻下湖南、两广等地，但地方尚未安定，云贵还为南明控制，急需寻求“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遍察廷臣”的结果[33]，只有大学士洪承畴克当斯任。洪氏既膺“夙望重臣”之荣，即升任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与此相应，开复前已得罪“永不叙用”的左都御史湖南长沙人赵开心[34]。而赵一返回北京，即疏劾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剿抚无能”，所属地方“寇盗充斥，得旨下部察议。”[35]这是否可视为清廷重新收拾湖南局面的先声？
洪氏此次经略西南的权限，与顺治二年招抚江南实不可同日而语。顺治二年洪承畴出镇江南，凡满汉大兵、直省经制官兵各有统领，洪承畴只能“会同固山额真叶臣及督抚镇等官调遣约束”，军事上进止机宜，“密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36]这就是说洪承畴实际上还要听从贝勒勒克德浑的指令，地位最多与八旗固山额真叶臣相等。但这次情况却判若两人。清廷在授予洪承畴敕书中规定“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其权限几与汉三王相同[37]，甚至八旗满洲的亲贵将军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令；统辖范围包括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即今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六省)[38]，大大超过招抚江南时期实际上只辖江南一省(包括今安徽和江苏两省及上海市)；事权更加扩大，五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悉听节制”，“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39]。所行之事，“若系密切机务，任尔便宜。”这便宜行事的权力包括朝野内外文武百官任用“军前及地方”的调动权；所辖范围内各省文武官员的升、转、补、调的行政权；文官五品以下、武将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可以先斩后奏的刑事权。总之，凡有关军前之事，所欲任用人员，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应用的钱粮须立即解与，户部不得稽迟[40]。六部几乎成为西南军前的专衙，洪氏集军、政、刑、财等大权于一身，戎节之重，一时无出其右者。器满易盈，从另一角度看，这是否也意味着洪承畴到湖南绝然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背水一战已成定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