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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无征，制兵单薄……封疆危急实有万分。”[9]
李定国因与孙可望的矛盾，避走广西，准备联合郑成功海上武装共图两广，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大清两王以定国在广，疲于奔命。”[10]
清军不仅在军事上面临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而且，后方也没有完全巩固，经济凋敝,财政困难[11]。清廷内部甚至出现弃楚、粤、桂、赣、川、滇、黔七省而与南明媾和的主张[12]，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危机。形势的变化甚至在国外也引起反响：朝鲜廷臣认为清朝“危亡之兆已见”[13]，日本原来对南明乞兵抱冷淡态度，“近来其议稍变，或有欲救之议。”[14]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清廷决策者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以下几个方面，都表现出清廷实行战略收缩的意图：
军事上，开始与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进行和谈。九年十月清廷以刘清泰出任浙闽总督，带着郑芝龙所写的信件，“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劝之接受清廷建议。偷袭郑氏“金穴”厦门的福建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巡按王应元等也被撤职，还连发两谕招抚郑氏，不断放宽谈判条件。[15]
政治上，特别颁诏赦除前罪，规定“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16]纵观清初尽赦前罪政策，不外除旧立新、尊崇喜庆、争取人心三端，而以争取人心、作出政治让步为大端。如顺治五年底大同姜反清，清廷曾连颁三诏，强调悔罪投诚者，从前罪犯可以宽宥、赦免[17]。此次颁诏，无疑也是为了争取人心而特别采取的政治让步策略。此外，清廷还打出提倡礼义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殉君死难及顺治元、二年间抗清死难的志士[18]，这样，既可表明朝廷为正朔所系的内涵，又可从多方面分化抗清阵线。
经济上，清廷也作出让步，给予部分抗清活动激烈的地区一点实惠，颁诏免除钱粮。如十年四月分别免除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拖欠钱粮及福建拖欠的钱粮[19]，既是承认事实，也寓收买人心之意。这种全面收缩的态势，无疑是清廷统治遇到严重障碍的表现——清朝与南明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
在两军对垒的西南前线，湖南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清初以来，这里的局面反反覆覆，清朝的统治势力曾两次到达湖南，又先后被抗清势力一一逐出，局势非常微妙。
明末以来，湖南就是兵火连天的战场。顺治二年原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等联合李自成余部共同抗清，苦心经营，勉力支撑，曾经有过粗安的局面。顺治四年二月清廷以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汉三王”南征湖南，在长沙设官安民，出现过“城市无惊”,“太平有象”,“惟不禁抢夺，各乡百姓男妇被掳掠甚广”[20]的现象，五年三月，清军班师。在此前后，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等陆续叛清，南明方面李过等遂联合数十股武装，分头进攻湖南，“各府州县尽为贼有，仅保长、辰两孤地，百姓之存者又死，田地之熟者又荒矣。”[21]清廷在湖南的统治被推翻，“难民皆不欲回原所，甘止湘潭倚何(腾蛟)公为泰山。”这是湖南的第一次反复。
顺治六年二月，清廷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南征，“在劫人民尚不知是握金亲王大兵，皆昏迷不想逃生，希望如三王之师，城市如故之往例也。”[22]没想到，清军在湖南各地大肆烧杀抢掠，在湘潭曾开刀屠民一周有余，尸首纵横遍地，腥臭逼人，惨不可言。继而定南王孔有德提师入粤，以续顺公沈永忠镇守宝庆，“皮骨仅存之民并征五六七年之荒粮”，还要负责供应定南王、续顺公两营兵饷，解运宝庆和广东，船运则滩高水险，陆运则肩挑背负，百姓之苦甚于牛马。总之，“尽天下之民，极百姓之苦，未有甚于湖南者。”[23]清军虽然再次占领湖南，但根本没有统治基础，政权摇摇欲坠的危险始终存在。顺治九年五月李定国出师后，镇守宝庆的续顺公沈永忠首先倡逃，镇将随后驱官民同窜，弃宝庆，走湘潭，舍长沙，直奔岳州。“文武官员尽离城守，城乡民人避死山谷”[24]，长沙城内无官无民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长沙以南地区尽归南明,“湘阴以上皆伪置将吏”[25]。因宝庆失守，粤西告溃，出现“民心尽变”[26]的局面，这是湖南的第二次反复。
清廷统治再次土崩瓦解，说明湖南民心仍然倾向南明。李定国进入湖南之际，各地士绅“纷起义兵谋恢复”，“富民悉倾其家”[27]，“窥我大兵虚实，探我大兵进止”，“倾心从贼，已为贼之心膂之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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