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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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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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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皇权实际上变成挑起战乱，破坏皇权的有力工具了。而这一切很显然都根源于晋武帝临死时的安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安排，不但“八王之乱”爆发不了，而且诸王或诸王兼都督必将继续有力地巩固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西晋王朝。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讲一下：晋武帝时形成的强大皇权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很久。道理很简单：惠帝太不争气。本来人们对惠帝期望甚高，支持他，拥护他，希望他成为一个稳定因素，结束混乱局面。谁知在一次又一次的丑恶斗争中，他不但不能结束混乱，反而一而再，再而三被人利用来发动战争。特别到了“八王之乱”的末期，一方面诸王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破坏性更大[84]；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局混乱招致的全国统治危机也进一步发展[85]。在这种情况下，惠帝的号召力逐渐削弱了，晋武帝留给他的一个时期内的威望慢慢消逝了。到后来，他甚至被人看成是恢复和平的一块绊脚石，希望赶快由一个英明的皇帝来代替了。这可以由以下之事得到证明。公元306年，惠帝食饼中毒而死。《晋书·惠帝纪》称：“或云司马越之鸩。”没有定论。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此事。另一面，《晋书·怀帝纪》载：初即位，“于东堂听政，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两相对照，就可看出傅宣的话，绝不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反映了统治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对惠帝愚昧的不满，迫切要求一个象晋武帝那样的君主来挽救危机的心情。王夫之就惠帝中毒事评论说：“恶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弑之人者哉？惠帝之为司马越鸩也，无疑。越弑君，而当时天下不能穷其奸，因以传疑于后世，而主名不立。当其时，司马模、司马腾皆唯恐无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为讳之，而模与腾不能借以为名，史臣于百世之后，因无所据以正越弑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又说：惠帝死，怀帝立，“天下且如释重负而想望图存之机。故一时人心翕然，胥为隐讳……”[86]。惠帝“昏而不虐”[87]，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制造者不是别人，就是晋武帝。但惠帝死去并不能解救危机，因为当时的局势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已超越了任何英明君主、统治集团所能控制的范围，不用说怀帝即位，即便晋武帝再生，也将无济于事，西晋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晋武帝不但断送了他的儿子惠帝，而且也断送了西晋的江山！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时，封建君主个人的作用是何等地巨大呵！
[1] 为行文简便，本文的“八王之乱”一词包括贾后乱政。
[2]《文选》卷四九史论类干令升《晋纪总论》。
[3]《三国志·魏书》卷二十注引《魏氏春秋》载曹冏上书之言。
[4] 《三国志·魏书》卷一九《陈思王植传》。
[5]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注引袁子。
[6]《三国志·魏书》卷一九注引《魏氏春秋》。
[7]《三国志·魏书》卷二十注引袁子。
[8]《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卷四八《段灼传》。
[9]《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元年。
[10]《晋书·地理志》。
[11]《汉书·诸侯王表序》。
[12]《晋书·地理志》。
[13]《晋书·职官志》。
[14] 以上参见《晋书》之《地理志》及诸王本传。王国的户数是太康元年数字，诸王食户是泰始年间数字，二者并不正相值，但诸王食户只是王国户数的一部分则是没有问题的。
[15]《通典》卷三一、《宋书·百官志》、《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
[16]《晋书》卷三七《高阳王睦传》。
[17]《晋书·职官志》。《资治通鉴》卷七九系于泰始元年。
[18] 考西晋王国官属无“中郎”，而有“中尉”掌兵，根据段灼两次上书强调王国“缮修兵马”、“增益其兵”的精神看，“郎”字可能是“尉”字之误。
[19] 以上参见《晋书·职官志》。
[20] 参见《晋书》之卷五四《陆云传》、卷三八《乐安王鉴传》、卷九一《儒林·陈邵传》、卷四六《刘颂传》、卷九一《儒林·汜毓传》、卷九四《隐逸·辛谧传》、卷七十《甘卓传》。还可参《太平御览》卷二四八引《山公启事》。
[21]《晋书》卷三九《荀勖传》。
[22] 当然，诸王也养有私兵。《晋书·淮南王允传》：为中护军，“率国兵及帐下七百人”讨伐赵王伦。然据下文“允所将兵皆淮南奇才剑客也”，而且数量不多，加上中护军帐下亲兵才七百人，应该就是本传所说的“密养”的“死士”，这是一小部分亡命徒，和晋王朝配备的王国正式军队不同。
[23]《晋书·职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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