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就爆发了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可见洪业的史家卓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至今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做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可以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一下洪对周的影响。卷首是“《大日本史》解题”，介绍了要研究的这本书的内容、作者、版本和年代，显然从五W方面对这个书进行简洁科学的概括。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研究这个书的四个原因，“为救亡图存计”、“砥砺学术”、再者该书“瞻详精赅”、受“中国影响最甚”。实际上可以看出洪周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文献研究，力图为现实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后来周毕业后曾力求去驻日使馆工作，大概与这种“务实”的目的不无关系。第二部分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从“经始者”、“史馆及编馆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误之原因”等方面考查该书的编撰过程。尤其是对“取材”的分析，可谓是对其穷尽史料的高度评价。这种“取材”和洪授课所讲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以外， “土人传说及故老传说”也用来“济文献实物之穷”。第四部分从“史观”、“体裁”、“义例”、“考订”、“文字”等方面进行史学批评，是比较全面和丰富的。比如说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日本的风俗文化角度对“尊神道排佛教”评论其史观，在体裁方面称赞其注，体现言比有据、保存史料、“志表自注明《纲目》”的特点，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中分析的基本相同。在对“求是”“存疑”的阐述前有些文字也可以说明周一良对于史料鉴别的认识，求是就是“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治考证者必先尚怀疑，不知为不知，适所以为知也”。在结语部分，概括的指出这本书对于日本史学、学术思想、维新变法等的历史影响。末了，有两句话意味深长。“历史之学其意义仍在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叙而已”。第二句是对当时的日本利用“复古思想”为对外扩张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社会舆论行为的批评，指出“考证精确之客观史文”才能达到“明大义明分”的最终目的。文章的参考资料收录有专著20部，文章26篇，不仅一一注明出处和版本，也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应该说，此时的周一良已经对于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近代西方治史方法都渐明其三昧，开始进入独立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三
陈寅恪应该说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对于周一良在史学研究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远的，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仅在周一良求学其间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就足以表现出陈卓越的史学研究才能。如果硬要归纳，陈寅恪的治学态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成为周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周一良曾经回忆那段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从惊叹到佩服，从广泛收集陈的著作到“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对于陈重视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学才能尤为推重。总起来说，吴怀祺总结的周一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法、统计的方法、考订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种都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从陈那里学来的。陈对周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讲课、著作、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
周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是1935年秋天，在清华三院，陈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听的是陈对羯族和石氏来源的考证，感到“闻所未闻”，“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还保存了1935年陈在清华讲授“晋至唐史”的第一节课时学生卞僧慧的笔记记录（以下简称卞记）。在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保存了陈1947到1948年在清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讲述“羯族”的授课内容（以下简称万记）。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陈的治学内容和方法对周的震撼力。在卞记中，陈寅恪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自己通史讲课的安排和基本内容以及内容取舍的标准，二是对于参考文献书籍的介绍和要求读的书目，三是对于读书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几点问题。充分反映其处于这一领域最前沿研究位置而具有的高屋见瓴的气魄。其中读书和治学的方法、讲课内容一直都是陈最新的研究内容，突出特征是新的见解、新的解释。这些内容对于思维活跃且初步具备学术爱好的青年学生有十分大的吸引力。通篇是对史料选择和考订进行详尽的论述。比如对史料内容的论述，指出教科书不过是“参考”书，不能作为研究的“依据”，就是说不是一手资料，不能据此进行学术研究。在旧史料方面，要充分论述《资治通鉴》、《通典》等一手文献资料的研究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在阅读稍后的历史著作和文集等。在利用新材料方面提出，对于上古史的新材料如甲骨铜器等的使用前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