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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须要熟经，对于中古史的新材料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等的前提是必须要熟史，切忌“牵强附会”。而且强调重视研究古人的行和事，研究制度和实际实施情况之间的互相影响。如果说是卞记是陈的研究方法的纲领，那么对“羯族”的考证就是一个亲手示范给学生看的小案例。在万记这篇文章中陈从崔约的话中知道“羯人目深”，又从冉闵杀戮的胡羯人的特征“高鼻多须”归纳出羯人具有中亚人的种族特征。从新唐书西域传中和大唐西域记中的文字证明柘羯就是赭羯，为战士之意；从昭武九姓的战士都是月氏人来证明羯族实际就是月氏人。又从赭时是石国的意思，石国王室以石为姓，所以石勒出于石国。又指出“赭室就是赭时（石）的异译”，石勒的勒就是“匐勒的省略”，用此来反证上面对羯人的考证。这如剥笋般的论述，给周一良打开的是一番新的天地，利用外国的文字和本国史料进行比较，运用的就是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和语言比较法的一种综合运用，这已经比邓之诚的研究范围远远扩大了，不仅仅是利用汉文史料的问题。和洪业介绍的方法相比陈也更高一筹，尤其是通过对史料的精密分析得出前人没有得出的结论，展现出比较方法在史学中运用的强大生命力。这也就促使了周进入哈佛以后决心学习多种语言文字，继承陈门学问的精华，最终“以魏晋南北朝史作为终身研究的对象” 。
从陈的著作方面来说，对周的影响还很不清楚，根据汪荣祖的统计，在清华从1926到1937年间，陈写有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是佛教文史和中古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周讲“在听课同时我又搜求陈先生发表的论文来阅读，有些篇读后不甚了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这写文章在某中意义上成为周学习的范文，给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也是周向陈学习的一个途径，1936年夏周第一次私下请教陈，但由于陈家和周家是世交，周又“富而好学”，给陈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来请教问题。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可以有一证可以证明这一时期陈周之间的感情。1942年在周出国学习其间，陈寅恪在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文章开端充满感情的写到：“今则举浸稽天，莫知所界。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足以证明周陈之间已经确立了言传身教式的师徒关系。
再者就是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等。这要先介绍一下背景。1936年秋，周为了学习陈的学问，毅然放弃燕京大学硕士，到陈指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当时在史语所具体负责，他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他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他1928年发表的《史语所之旨趣》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样，要求直接研究史料，不断扩展研究的史料，还有不断扩展研究的工具。直接体现在史语所里，他也主张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就是“直接史料订文史”，在的管理上推行自由研究，也就是给研究者研究条件，充分发掘研究能力，直接在史料上下功夫。在这个其间，周一良分配到的任务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未指定题目或限期要求成果。周用这一年的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并采用笨办法，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在史语所其间还开始留心史料上出现的特殊词语，有志于清儒郝懿行的《晋宋书故》未竟之业。结果就是“水到渠成”，写了三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写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时和陈写信讨论过溪族的问题，陈也经常给其回信，思想十分活跃，由于文革等的原因，这写通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文章来讨论陈对周的影响和启发。
《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写完于1936年初，后刊登在《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全文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南朝范围内的人按照其来源进行分类，然后进行考证，对其分布进行统计。在讨论各少数民族的部分中关于溪族一节吸取了陈寅恪的见解，对一些可能错误字进行推断，对于搞清史实有很大帮助。第二部分利用政治上官吏的升降、社会上的通婚等方面的统计分析了观察南朝政府对于特殊分子的政策。第三部分是考察了南朝政府对于侨人和土著的政策，如土断、漠视等等。通篇可以和陈的一篇文章相对应，就是1942年撰写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陈在文章里面先释证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等问题，然后就得出对南朝政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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