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哭泣不止，许景澄也涕泣不止。站在许景澄身傍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书，一直反对招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这时也“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慈禧见三人团聚共泣，大触其怒，注目厉声斥曰：“这算什么体统？”光绪才放开许景澄之手。（《庚子西狩丛谈》）最终清廷决定向各国开战。
清廷决定开战后，于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等五人处死。许景澄与袁昶同时入狱，“指定分系南北所，当在狱中分道时”，袁昶紧握许景澄的手问道：“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许景澄笑答：“死后当知之，爽秋（袁昶字爽秋，笔者注）何不达也。”（《庚子西狩丛谈》）行刑时，袁昶面带笑容对监刑的刑部侍郎、徐桐之子徐承煜说：“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许景澄与家人话别时也“阳阳如平时，颜色不变。”对他们被处以极刑，主战的顽固派则认为死有余辜，徐桐说：“是死且有罪。”崇绮则说：“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在这场“朝廷”几被推翻的没顶之灾中，处于“风暴”中心的文臣武将，其命运更加悲惨。据不完全统计，在兵败或京城被敌所破后自尽的有徐桐、崇绮、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黑龙江将军寿山、庶吉士寿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翰林院编修王廷相、礼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国子监祭酒熙元等等。刚毅在与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首”的要求，多次发布上谕惩办祸首：礼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使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共惩处各级官绅100多人。
面对如此深灾巨祸，清廷不能不作个“交待”，在一道道上谕中，“朝廷”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民生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58、86页）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因为“天子”“圣明”永不会错。所以慈禧在谈此次“肇祸之始”时，只是忿忿地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没有丝毫自责之辞。
这种只责“臣下”不责“圣上”的观念影响殊深，时人后人评论此事时对赵舒翘都有严责，认为正是由于他未据实禀报才“酿成如此大祸”，若他当时“能将真情实况，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义和团便“立时可以消弭”。（《庚子西狩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