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宋元明清时代，各个朝廷都抬出儒家思想来压人，不仅如此，到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罢了，朱元璋就声称：“孟子这老头假如还在的话，就把他抓过来给宰了。”为什么？因为孟子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这种民本民主思想是大大不利于独裁者的恣意统治的，自然就被超级独裁者朱元璋同志所痛恨了。
中国的统治者其实是没什么真正主义、真正信仰的，对他有用的他就要拿过来加以强化，对他没用的虽是儒家思想他也要加以摒弃的。
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中国的每个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
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先进民族蜕化为劣等民族的历史。中国，自秦朝以来便再无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连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罪恶，你叫他怎样成为思想家？何况，一个思想家的生成，是需要吸收很多人的思想养料的，当这些养料都无法采到时，又何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完善其思想？
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人的思想大放光芒，有所成就的时期都是在战乱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五四时期与军阀混战时期。这倒不是说战争是思想的孵化器，思想一定要在战乱时期才得以生长。不是这样的，只是中国比较特殊而已，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总是不尽余力地压制各种思想。以图得所谓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文字狱与制度的设计
就人的天性而言, 是喜听颂词而恶闻谏语的, 所谓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忠言在很多时候都是逆耳的。历史上爱听阿谀之词的举不胜举，但专爱听逆耳之言的好象没几个。即使是圣明如唐太宗，这个一千年才出一次的仁君（《旧唐书》称他为“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也有受不了他手下那个忠心耿耿的谏官魏征的时候，有一次退朝之后对他老婆说：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还好他老婆见识比他更高超，总算劝住了。
天下人都有爱听好话、恶听批评之语的通病，一言不和，拨刀相向实在是常事。作为一般百姓而言，手头既没刀，也无权力判人死刑，虽然在气头上，大骂几句也就罢了。但如果是皇帝的话，就不一样了，他一发怒，就说：“推出去斩了。”于是那个跟他言语不合的大臣就被斩了，一点余地都没有。虽然以后后悔了，最多也就把这个大臣的墓修一下，给他的儿子封个官，给这个大臣谥封个什么忠侯之类的号也就罢了。
然而，这个好大臣终究是不能爬出坟墓了，而他的能兴邦利国的好建议也终究因为时世变迁而终究作废, 徒留遗憾。
由于古代中国的极权设计, 历史上敢进触怒皇帝的忠言, 敢说触怒皇帝的真话的大臣向来就少, 毕竟, 生命诚可贵, 来一趟世间实在是不易, 谁知道这次来过以后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何况大臣们向来能吃得肠肥脑满的, 对人生更是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能瞒当然是瞒了，能不说当然是不说了，中国历史上虽提倡“文死谏，武死战”，但死谏的臣子实在是很少，这不能说臣子们的觉悟不高，毕竟，这个代价太大了。设想你是臣子，你会为了一句说了也不见得被采纳的谏言，而冒被夷九族，身被零剐的危险吗？
不是臣民的觉悟，而是制度的设计自然地使每个人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胆小怕事，也越来越不敢讲真话，到后来，连脑子也懒得动了。
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制约每一个人的权力，以保证人们敢于开动脑子，提建议，说真话，反之，没有一个平衡权力的机制，比如在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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