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侧面、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它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内涵，而它们之间又交融互摄、彼此渗透，呈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共生互动状态。19世纪中叶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演绎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经历了现代转型从迂回迟缓期到快速急进期的变化。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具有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
其一，由于中国现代转型是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启动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面临旷古未遇的国防危机，故中国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对这种危局的防御性反应。如果说，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较易实现原始积累、赢得利润的轻工业起步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则开端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建的第一批现代化工厂，如1865年李鸿章设于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设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设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局”、1876年崇厚设于天津的“北洋机器制造局”等，莫不是制造枪炮、弹药、舰船的军工厂。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机器工业也全然是这种“兵工洋务”的产物，如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便主要是为“强兵”而设。湖北枪炮厂自不待言，张之洞设铁厂也是出于这种认识：“今日之铁，明日之械”，“今日之铁，明日之轨”（铁轨，指芦汉铁路，而修此铁路的主要目的又是运兵）。后来建立的“纱布丝麻四局”等轻纺工业，虽号称“求富”，但其利润也主要用于填补铁厂、兵工厂的巨大财政亏空。
其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自身社会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形下，因外力逼迫，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故这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是在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的情态下开始实施现代化的，故尔需要依仗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导致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作用异常突出。晚清的早期现代化，在中央是由奕、文祥等较早与洋人打交道的皇族亲贵主持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掌握朝中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在地方上则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实际操办，继起者还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也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吏。上海、天津、武汉之所以成为晚清现代工商业的三鼎足，除三地特定的区位优势、西洋势力的渗入等因素外，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坐镇也直接相关。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与军政强人的活动关系密切，以至人存事兴，人亡事衰，现代化进程不断发生大起大落以至中断。这是政府大力干预的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张之洞离鄂，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渐降，张氏本人有此预言，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洋务运动后期巨擘张之洞干系甚深，人们为此盛赞张氏的功勋，但张氏在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个人作用，正埋藏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坎坷性的伏笔。这是我们在考察这段重要史事时应予特别关注的。
其三，早期现代化的题中必备之义——民族资本的成长，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挤压和官府的制约，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间得到较舒畅的发展，纺织、面粉、火柴、香烟、日用百货等轻纺工业有长足进步，但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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