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时段观之，民族资本处境堪称艰难困顿。武汉著名商号“曹祥泰”的日用百货制造业，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抗日战争则跌入低谷；裕大华集团一战前后颇有拓展，之后却饱经磨难，屡遭挫折；号称“地皮大王”、自称“创造了汉口”的刘歆生，其房地产事业于清末民初势头甚健，不久即一再败绩，地产大部典卖；其他如创办震寰纱厂的刘鹄臣兄弟、创办一纱厂的李紫云、轧花业巨头周文轩、建立民营机器厂的周仲宣、商界闻人驾衡夫、周苍柏等，也都是企业初创有成，一度颇具规模，终因战乱、天灾、政治变故或自身经营不善而一蹶不振，甚至全然倒闭。这与同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日本相较，形成明显差异。日本的民族资本，如住友、三井、三菱等财团，自江户时代兴起，经明治时代大发展，直到今天，近二百年间蓬勃运行，遂成威震全球的大企业集团。现代文明需要一种稳定的、渐进的积淀过程方能形成大气候，而中国及武汉缺乏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长时段积淀过程，许多民族企业都是“断尾蜻蜓”，武汉的民族资本家没有一位成为彪炳经济史史册的大人物。这是我们回首中国及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时的一种深切感受。这种遗憾的造成，固然导因于战乱频仍等客观条件，但也与国际政治一再出现大幅度摆动造成对民族资本的惨重杀伤直接相关。前车之鉴，不可忘却。
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晚于广东、上海、天津，但早于多数内地城市。自19世纪60年代开埠、洋商设厂，中经张之洞督鄂18年（1889—1907年）的洋务兴革，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在当时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的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早于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布丝麻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以汉口为起点的芦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是屡次“秋操”的冠军得主。武汉的对外贸易额“驾乎津门（天津），直追沪上（上海）”，显示了20世纪初叶武汉经济发展在全国的翘楚地位。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交成就斐然，颇耸动中外视听，成为现代化“后发优势”的一个例证，而其间包蕴的种种弊端，又制约着后来武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后近一个世纪，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又续有发展，其规模与水平非张之洞督鄂时可比，但就在全国的地位而言，20世纪初叶以后的武汉则要发出“不如昔时”之叹。
重温武汉的昔日辉煌，窥探其中奥秘，对今日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启迪意味。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证明，武汉的区位优势提供了这座城市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曾被历史所证明，也为高瞻远瞩的前景观察家所预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武汉的未来寄予厚望。联合国在20世纪末叶的一份未来世界10大城市名单上，列有中国的上海与武汉。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则预测，武汉是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之一，并将其排在第二位。这种于武汉的青眼有加，既是对武汉历史的肯认，更是对武汉前景的看好，它立足于武汉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条件的综合考察，具有向现实转化的可行性。当然，美好前景不会自行降临，机会只在有准备的人们那里变成现实。因此，武汉要在21世纪雄风振起，尚须武汉人的智慧与勤奋，其中包括对武汉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既富于想象力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方略的制订。
在中国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期而武汉现代化建设也再次面临极佳机遇的今天，回顾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曲折历程，我们不难看到先贤筚路蓝缕的创业艰辛，洞察文明现代转型的种种不可抗拒的铁律，从而为今后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而真切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