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元旦在西安称帝后，随即率领“大顺”农民军东征，向北京进发。渡黄河入山西，攻关破城，一路顺风。不料，在二月二十一日攻打宁武关时，却遇到了一位难缠的对手、守关总兵周遇吉。周是来自关外锦州卫的将领，颇有领兵作战经验，而且他还抱有了死战不降之决心。结果，李自成的大军在此受到阻击，连攻数日均不克，并伤亡惨重，还折损了四名大将。连一时冲进城的几千名农民军，都被周遇吉的明军全部围歼而亡。虽然，最后，李自成不惜牺牲，以人海战术拼力进攻，才总算将已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宁武关打下，杀死了周遇吉。（因为此役付出代价太大，农民军破城之后，竟然进行了屠城，以泄愤怒。）

　　经宁武关一战，李自成捡讨：此战虽胜，却损失太重。而东进京师途中，尚有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等地，均有重兵把守，倘若都象这宁武关一样，我军又如何能打过去？不如。暂回师西安休整，待他日，另改走其他途径东进京师，如何？
“大顺”军众将领也都为攻这宁武关烦透了，故都一致拥护李自成回师举张。并议定：第二日一早即拨营班师回陕。

　　不料，当夜，把守大同、宣府两关的明朝总兵姜瑞、王承胤，却同时派人送来了投降李自成的降书。李自成接到这两件出乎他意料的降书，欣喜万分。连夜又召集会议，改变原来回师的计划，重新挥师东进，直向北京，从而演出了他率数十万“大顺”农民军进京的轰轰烈烈一幕。

　　这里，当天夜晚姜瑞、王承胤两位总兵的降书，就是一个极偶然的因素，它起到了改变历史画面甚至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如果，这“降书”没有送来，或不是在当夜送到，那么，李自成就将回师陕西休整，以图再战；而，1644年就不会集中有了很多重大的历史故事。至少，李自成不进北京城，山海关明朝守将吴三桂就不会有降清之举，也不会轻易让清军入关，当时，清军仅十万，而仅守关的吴军就也有三万之众，且号称“关宁铁军”，抵挡清军一段时间，并待后援，而始终使清军不得入关，则是完全可能的。

　　两件降书，当时确是有历史性的“四两拨千斤”之效。

　　之二

　　吴三桂也是一个改变了历史发展方向的偶然性因素。本来，象吴三桂那样的将领，按其地位能力，历朝历代都是多得难以数计的，而历史的发展，本来更是与他这一类的将军没有多大关系的。但是，在1644年这个混沌之年，吴三桂却成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而举足轻重的法码。

　　“大顺”农民军于三月十九日打进北京后，明朝文武官员纷纷归降，李自成确也基本收留，变明朝官员为“大顺”政府官员。对于地处抵御满清前线边关重镇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李自成更是刻意要收降。三月二十六日，他派已与吴三桂交情甚厚的明朝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封吴为“侯”的任命书及吴父写的劝降信，亲往山海关，向吴三桂游说。对明朝大势已没有了信心的吴三桂，很快接受了归降李自成的劝说，率部投向了“大顺”新朝。吴三桂正式宣佈归降李自成后，于三月底，将山海关防务交唐通接手，自已则率军向北京开发，以晋京拜谒新君李自成。

　　不料，四月初，当吴军进到接近北京的玉田县沙河驿时，遇到了从北京城逃出来的吴家家人，从中得知长住京城的老父被囚、全家被软禁、爱妾陈圆圆则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掳去等情况。对此，吴三桂气恼万分，当即翻脸，冲冠一怒，拍案而起，下令吴军停止进京，并以急行军速度，返回山海关，赶走唐通，并宣告坚决要与李自成为敌。

　　十天之内，吴三桂降而又叛，变化急速，使北京城的李自成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连忙派两名“巡抚”级官员使者前往山海关弄明情况，结果，吴三桂却将来使一人杀戳，一人割耳，留其命回京传话：“令李贼自送头来！”。这一来，搞得李自成大怒，于是，四月十三日，他率领二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向山海关进军。

　　吴三桂自知，自已的三万兵力，当然难以抵挡李自成的二十万大军（而且还有数十万大军后援）。事已至此，吴三桂便只能引狼入室请关外宿敌“相助”了。于是乎，天大的一个便宜好事，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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