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

  一 问题的提出

    鼠疫（plague）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鼠疫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中记述的恶核病：“恶核者内裹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这是鼠疫学界公认的对腺鼠疫的科学描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录之一。

    根据现有的研究，中国大范围的鼠疫流行至少有三次，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死亡；这次鼠疫通过蒙古军人的西征，传入中东和欧洲，引发影响深远的“黑死病”[1] 。16~17世纪的鼠疫大流行则与当时的旱灾与人民起义互为因果，在华北地区即造成一千万人以上的人口大死亡；其中17世纪的鼠疫流行成为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 。19世纪中叶云南回民起义时期，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使人口死亡亦以数百万计[3] 。除了这三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外，历史时期，在蒙古、东北、陕西、宁夏、山西、青海、新疆、河北、云南、广西、广东、香港、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均发生过规模不等的人间鼠疫流行，累计造成的死亡人口相当可观[4] 。很显然，中国的鼠疫流行范围广阔，历史悠久，构成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关于中国鼠疫是内源性的还是输入性的，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以19世纪云南鼠疫为例，“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认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云南，并认为云南是一个古老的家鼠鼠疫疫源地；但又都断言云南不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并谓云南的鼠疫是输入性的”[5] ，即从印度和缅甸直接或辗转传入的。然而，1974年，云南鼠疫工作者从云南剑川县的中华姬鼠中分离到鼠疫菌，证实了滇西存在着鼠疫自然疫源地，学者们称为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6] 。

    在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中，存在若干个鼠疫动物病的好发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地貌为山间小盆地，四周山峦环绕，中间平坦，山谷溪流汇集其间，水源丰富，土壤肥沃，利于种植粮食。鼠类经常沿山谷溪流转移到耕地觅食，从而将鼠疫扩散到家栖鼠类当中。1984年就曾发现过野鼠间鼠疫曾一度侵入家栖鼠中的事例[7] 。这一研究暗示着在今天云南境内广泛存在的居民区农田黄胸鼠疫疫源地，有可能是受到野鼠鼠疫的传染或侵入而形成的。

    什么是“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学界将“鼠疫自然疫源地”看作陆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寄生性鼠疫菌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员；为了能够顺利地侵入到寄主——啮齿动物的机体，媒介昆虫——跳蚤担负起这一职责；蚤也是寄生物，靠吸吮动物的血液生活和繁殖，它的生命离不开温血动物，适宜的温度对于鼠疫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上述三个成员在它们相应的地区占据一定的地理范围，便构成了“鼠疫自然疫源地”[8] 。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宿主、媒介、病原体经过长期的生物竞争，相互适应，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个牢固的统一体，并和当地的自然植被、气候和地理环境，构成了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仍以云南为例，1772年的鼠疫流行就是从与剑川县相邻的鹤庆县爆发并向外扩散的；1984年野鼠鼠疫侵入家栖鼠的事例可能是历史的重演。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还从祥云、弥渡、剑川、盈江等地还能检出疫鼠或染疫蚤，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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