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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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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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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造神的同时，也在造“天”。释加牟尼、耶苏和穆罕默德不仅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始者，而且是各自信徒们的“天”。
其实，在传统时代，中国人对于“天”的认识还有更丰富的内涵。如《庄子 知北游》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气，神气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学者们评论道：《庄子》把气在宇宙演化序列中的次序提到天地之先。《鹖冠子》称：“天地成于元气。”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究极本原。《春秋繁露 如天之为》称：“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也，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将“气”作为天地之间的一种存在。总之，不可见的“气”是中国古代哲人构筑万物的基本原素，它既是天地之间的存在，也是天与地的本源。所以，李约瑟称：“（气）虽然在许多方面类似希腊的空气，我还是宁肯不进行翻译，因为它在中国思想家那里的含义是不能用任何一个单一的英文词汇表达出来的。它可以是气体或水汽，但也可以是一种感应力，像现代人心目中的以太波或辐射线一样精徽。”[40] 这种气，可以称之为万物之元，是一种“气的天”，它既与可见的“自然的天”不同，更与“神的天”迥异。
突如其来、不明底里且无药可治的鼠疫，在传统时代就成为“天”的意志的体现。直到1894年鼠疫杆菌被发现之前，没有人想到造成大批人口暴亡的瘟疫是由这种老鼠身上携带的小小细菌造成的。因此，时人多将此症称为“天行瘟疫”或“天疫流行”。这里的“天”成为一个不可知世界的代名词。
民国年间福建医生李健硕回顾历代中医对鼠疫及疫的认识：
吴全甫曰：“鼠死疫直断为地气”；罗汝兰云：“疫由天地之气固矣，天气下降，地气不升，热毒薰蒸，鼠先受之，人随感之”；吴又可曰，天地之淫气常有者也，“疫气者，两间之戾气浊气，不常有者也”[41] 。
或指称鼠疫为“地气”，或指称为“天地之气”，或指称为天地之间的“戾气”、“浊气”。因此，鼠疫在许多地区被神秘化。“万历十年，林县蝗，肿项，人见病及，哭者即死”[42] 。又如在疫区，“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成为普遍现象。
1938年，广东省卫生行政官员冼维逊在亲历遂溪县的鼠疫流行疫区后指出：
居民于疫起时相率逃避，且更因迷信关系，恐鬼神为祸，忌讳甚深。患疫死者，家人不敢啼哭，亦不老丧，亲朋谈论亦不敢及。
又议及廉江情况：
地方当局以鼠疫归因于“地气”或鬼神作祟者，仍不乏其人。居民之迷信及忌讳，亦无殊于乡辟，殊堪浩叹。[43]
乡民及地方官员都将鼠疫流行视作一种鬼神作祟或“气”之使然。因此，在我看来，传统时代人们对待鼠疫以及类似的疫病，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体现传统时代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意味着对自然的顺应和尊重，而且还意味着对自然界一切不可知事物及不可抗拒力量的屈服。
再回到历史时期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主题上来。正如上文所述，鼠疫生态学家认为，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宿主、媒介、病原体经过长期的生物竞争，相互适应，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个牢固的统一体，并和当地的自然植被、气候和地理环境，构成了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相当牢固的统一体是“天”、“地”、“鼠”的紧密结合。然而，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扩大和活动强度的加强，人类愈来愈多地深入鼠疫自然疫源地，与疫鼠的接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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