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古人称之为“鼎新革故”，即“布新猷，除旧政”，或者叫作“变法乱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除旧布新，打破常规。它意味着对原有的权力配置、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行新的调整。改革往往会引发新的矛盾，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及时化解新出现的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就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是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也是古人所说的要善于以“小变”求“不变”。古往今来，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只有找到三者之间关系的结合点，稳妥处理好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改革是克服社会发展障碍的有效途径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体上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情况下发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必然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危机加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革，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就成为克服社会发展障碍的最常见、最有效的途径。

　　春秋时代，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荒地开垦日益增多，私田急剧增加，建立在“千耦其耘”的集体劳动之上的井田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出现了“公田不治”（《国语·晋语》）的现象。随着土地私有的发展，“田里不鬻”（《左传》襄公四年）的格局被打破。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层出不穷。与此相适应，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部分奴隶主转化成封建地主；获得小块土地私有权的奴隶和平民转化成个体农民。封建依附关系与租佃关系由此产生并发展起来。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则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针对腐朽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奴隶起义与平民暴动此起彼伏，工匠斗争和国人暴动不断高涨，“私家”（大夫）对“公室”（诸侯国君）的斗争愈演愈烈。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相继出现。被称为“战国七雄”的各国国君，为了避免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搏斗中遭到宗族残灭、社稷瓦解的厄运，纷纷变法图强，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连仲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前后八九十年间，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中尤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并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之际的变法运动，是旧的奴隶制度所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集结的产物，实质上是一场摧枯拉朽的封建化运动。各国变法的结果，使奴隶主贵族普遍遭到沉重打击，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被废除，由奴隶制引发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得到化解，生产力获得解放，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中国历史迈入蓬勃发展的封建时代。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与确立，是广泛的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那么，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历代王朝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文化上不断地进行改革分不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体，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派生出来的农民阶级与地方阶级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每当这些矛盾集结、社会危机到来之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君、有识之士，迫于农民造反的压力，为避免统治的覆亡，往往会推行一些针对时弊的改革，从不断完善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入手，企图缓和矛盾，克服危机。从秦始皇、汉武帝的政治、经济改革到杨炎、张居正、雍正皇帝所推行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