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改革变法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历史上，历代改革家在改革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首先，改革要配套。金世宗完颜雍的改革与元世祖忽必烈的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例子。金世宗的改革，不仅促进了金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最后完成，而且保存并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封建文明的发展，出现了“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金史·世宗纪下》）的安定局面。金世宗也因此赢得“小尧舜”的美名。元世祖忽必烈“附会汉法”，不仅使北中国从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的疮痍满目逐渐走向大治，而且迅速统一了全国，实现了“廪有余粟，帑有余财”（《至正集》卷77），使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历史上也有不少次改革，并没有针对时弊配套进行，而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单打一式地推进赋役制度改革，结果无法克服当时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唐德宗任用宰相杨炎推行的改革，就是突出的例子。众所周知，中唐以后，唐王朝陷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一方面，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初唐为控制地方所设置的监察区性质的“道”和军事防御区性质的“道”等中央派出机构，到唐中朝互相结合，演变成拥有一方行政、军事、财政大权的割据势力，造成藩镇割据，并且导致了有名的“安史之乱”。到唐德宗时，又爆发了成德节度使李维岳、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纲、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起兵抗唐的“四镇之乱”。藩镇割据与唐中央统一的矛盾，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导致了均田制的破坏，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大量均田农民破产，变成流民，“天下户口，什亡八九”（《资治通鉴》卷226）。这样，自初唐以来一直实行的按丁征课丁税的赋役制度——租庸调制，实行不下去了。由于国家控制的户口骤减而使国家减少了收入，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当时又一重要的社会矛盾。在这两种危及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的矛盾面前，唐德宗却没有实行相应的配套改革，而是只抓钱粮，由杨炎主持两税法的改革，即按田地、资产征收夏秋两税。两税法的实行，使赋役负担趋向合理，政府也因此增加了收入。这在中国税制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改革。它简明易行，历代相沿，至明初而不改。尽管税制改革很成功，但却不可能化解政治上的藩镇割据与中央统一的矛盾，致使社会动荡不已，唐王朝国力日渐衰败，最终导致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

　　其次，改革要循序渐进。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分步进行的。公元前359年开始的第一次变法，以推行什伍连坐法、颁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则“倍其赋”，赏军功、禁私斗、崇本抑末、实行“尊卑爵制等级”为内容的改革，经过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秦国变得“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在此基础上，于公元前350年开始第二次变法，以“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以上见《史记·商君列传》），普遍推行郡县制、为田开阡陌封疆、统一赋税、统一度量衡等为内容的改革。它是第一次变法的进一步深化。两次变法的结果，使原来落后的秦国，在短短二十年间由弱变强，从而为其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由于急功近利导致失败的例子，则以清末光绪皇帝主持的维新变法最为典型。自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正式变法，重用康有为等维新人物，力图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除旧布新。不过，光绪皇帝推进改革的办法，是靠发布谕旨。有时一天竟多达十几道，反映了他变法的急切心情。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一共发了110道谕旨、诏令。但光绪皇帝靠这种急风暴雨式地颁布谕旨推进改革的做法，没有收到什么实效。当然，导致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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