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解放战争是先解放乡村并包围城市，然后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渡江以后，情况则不同了，由于我们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而且本身人民币的推行也十分困难。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区，由于人民币也在贬值，乡村中的实物交换所占比重也较大。如果说在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银流通，使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市场；那么对于幅员广大的新区农村来说，以经济手段为主使人民币占领并扩大市场则是最佳选择，因为行政命令为主不仅实施成本过高，而且会导致实物交换比重的增加。经济手段的有效实施是以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促使人民币下乡措施和人民币真正深入广大农村、占领农村市场，则是在1950年3月统一财经之后。政府促使人民币下乡的经济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税收，即政府在乡村征收的各种税费，除公粮外，一律征收人民币，以促使人民币的流通；二是通过农贷和押汇（埠际押汇和进出口押汇），使人民币深入农村；三是通过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即鼓励工业品下乡和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使人民币取代银元和实物交换，占领农村市场。经过1950至1951年的上述财政、金融、贸易三大经济手段的促进，银元基本退出市场，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为缩小，人民币终于深入到农村。据个别调查，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前，人民币尚未占领新解放区农村，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农民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7]
4、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耐心等待、稳步前进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的利益和习惯。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应照顾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形成的心理和习惯，暂准行使银元，待条件具备后再逐步用人民币收兑。例如同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管理银元办法”（经中财委批准）即规定：（1）甘肃大部、宁夏、青海部分地区仍应继续坚决贯彻禁绝银元流通的既定政策，仅甘肃拉卜楞区、宁夏阿拉善区、青海西南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准银元与人民币同时流通，然后再逐渐以经济为主辅助人民币市场的扩大，俟条件成熟时（可能需要数年）再行禁止银元。（2）在暂准银元流通的地区，为了加强政府对银元的统一掌握与管理，可考虑有人民银行领导成立（吸收当地有威望人士参加）“货币交易所”按照当地银元与人民币的市价进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决持有人民币或银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难。如该地区银元缺乏，只准人民银行有计划以汇兑方式向该区调剂，其他公私单位都不准自由携往。（3）暂准银元自由流通地区的国营贸易公司及其他国营企业（邮政、交通等）和税务机关一律禁止收受银元，以支持人民币流通范围的稳步扩大；但是国营贸易公司收购土产时，视具体情况，可用银元。（4）为了推行人民币下乡、组织经济力量、削弱银元流通的市场基础，国营贸易公司和人民银行必须尽力扩大业务。（5）在银元暂准流通区与禁止区的交界地带，应加强银元的缉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暂准银元流通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西藏）银元价格下跌、币直不稳，人民币流通范围开始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可以选择的办法有以下两种：一是沿用所采取的办法，继续压迫银元价格下降，然后一次收兑或只收进不放出，肃清银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1953年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建议中央采取后一种办法，3月7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报告，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并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的少数民族地区，亦照此报告合理调整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
五、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加强外汇管理
如前所述，旧中国货币混乱、外国货币广泛流通，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信用崩溃，美钞、港币等外币更是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计价手段之一。美钞主要流通于北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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