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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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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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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无须论证，关于19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著书立说了。[1]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2]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3]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4]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5]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著，尚不多见。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6]；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7]；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8]；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9].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10]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11]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到1950年代中[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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