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
 |
时间：2009-7-24 13:56:03 来源：不详
|
|
|
922-1923年苏联曾有过人民公社，公社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实行了供给制，但后来事实证明公社的形式搞得过早了。目前苏联的同志认为，在社会生产还未达到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时候，应该实行“按劳取酬”的制度。“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比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认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但相信，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积极拥护的基础上提出实行人民公社制，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诺索夫也指出，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搞公社还太早，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创造许多条件。他强调只有在物质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人民需要情况下，才能改变“按劳取酬”的制度。[63]《真理报》驻华记者杜慕嘉1958年11-12月在广西采访时，也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分配原则等提出了许多问题。[64]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两位副领事柯华列和董卡诺夫对公社化问题议论很多，也有一些疑问。如实行供给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生活集体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65]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访问上海郊区马桥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苏联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组织生产和生活的。[66]
或许就是因为对人民公社缺乏具体的了解，苏联报刊最初很少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这引起了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副部长尤里·安德罗波夫专门就中国正在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给苏共中央写了报告。安德罗波夫首先报告说，“在中国报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看作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而“人民公社则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报告特别指出，虽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但中国报刊强调，不应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运动本身“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讲到苏联应对人民公社问题作何反应时，报告强调：“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从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给这个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而在最近一个时期，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引起中国同志们的怀疑。”为此，安德罗波夫提出，“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但是，鉴于“中国报刊上一些关于公社的提法，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的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经验”，报告认为，“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报告还建议采取三项具体措施：一、“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二、“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搜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三、鉴于苏联使馆8月22日的建议“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的曲解，看成是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因此“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们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67]
然而，对于人民公社的报道并没有增加。1958年10月，塔斯社专门报道农业的消息有两条，但没有报道人民公社的情况。[68]《内部参考》多次借西方报刊的报道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官方的报刊对人民公社未做过任何评论，甚至也很少报道。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权威的苏联领袖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尽管建国9周年国庆纪念活动提供了明显的机会——那时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处在最高潮，但苏联报刊发表的文章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专门谈公社问题的只有地位比较低的《文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9周年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69]在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发表了一篇简短演说，其中对正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70]
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是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