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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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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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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赫鲁晓夫接着回顾说，“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赫鲁晓夫总结说：“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80]
关于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波兰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81]但《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82]而恰恰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了。
中共的反应：从耐心期盼到愤怒出击
1958年8月初，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83]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这种空前干劲的结果”，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到，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84]在这种氛围中，当陪同赫鲁晓夫访华的原驻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是否能实现钢铁生产指标表示怀疑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普遍愤慨，[85]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86]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加写到：“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1958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但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87]看起来，批评骄傲自满，毛泽东并不情愿。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暗中指责，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为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88]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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