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古代帝王的用兵，中国史书历来有褒贬两种说法：“武功旷世”和“穷兵犊武”。取何种评价，就要看它对国家所造成的结果。

　　作为康雍乾三朝统治的特色，就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巩固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中国历朝开国后，都要对内动武。打天下靠的是刀把子，天下得到了，就要从拿刀的人手中夺过刀来，以免这刀把子会砍向自己。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算是客气的，朱元璋炮轰功臣楼就不客气了。满清入关统治了全中国，对这个少数民族来说，是件不容易的大事。军事占领成功了，维持统治却不容易。新皇朝的统治者当然也要收刀把子。杀鳌拜就是一例。清与明不同的是，建朝之初手握重兵的，除八旗外，还有叛明有功的明朝将领。他们想到的威胁，首先是这些汉人会反抗，因此要用一切手段进行镇压。对削三藩的军事行动可以用各种名义去解释，但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其根本目的是要将兵权从汉人手上夺回。为此而化费多少钱财，牺牲多少生命，都是无关紧要的了。对这种军事行动，后人评价为实现“大一统”的伟大功绩，实在是太牵强了。这三藩本来就是在帮助清室夺取全中国，统一全中国。他们的“王”也是清朝皇帝封的，他们所辖之地从来就是清朝治下的一部份。分裂之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大一统”名义下的军事行动，其实只是皇帝集大权所必需，是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

　　其次，与这种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在国内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对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人，几乎是要斩尽杀绝。到雍正时期，更是特务横行。在这种特务统治下，不仅反清者被镇压，只要是被怀疑为异已的也没有幸免的。对这种镇压，过去都把吕留良，甘凤池，吕四娘这些“反清复明”的传奇人物当作民族英雄来宣传的。当然，这些人的思想，是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份的。但在清朝统治时期，老百姓因受当朝的压迫，要借这些人物来表达自己对当局的不满。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也以“驱逐鞑虏”相号召。对此不能仅仅看作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看作中国人对清皇朝统治不满的反映。因此，在民国建立后，这些人物还是在民间受到称颂。但是在现在，清皇朝倒台已九十多年了，这些人物却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人，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乱”，作“一统天下”的清室的乱。我们对古代的皇帝要作“历史主义”的分析，同样，对这些被民众颂扬的人，也应该作历史主义的分析。

　　第三，“武”的如此，“文”的又是如何呢？说到“文”，归根到底就是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淮南子》上说，统治者不重视知识分子，国家就不会强。这三朝大搞文字狱，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杀到不分清红皂白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特点，史书上是有明白记载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毫无政治含义的雅句也可被指为骂大清而抓去杀头，早已是人人皆知之事。在评论这三朝的“文治”时，也必须考虑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写一事。应该说，这部全书的编成，有决策者之功，也有编辑者之功。此书收集保存了大量文献，是一大功劳。但此书又排除了大量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献。这种排除，只是牵强附会地排除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而已。因此，在肯定《四库全书》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同时，对清王朝的作用，必须与清初的“文字狱”联系起来考察。这部全书的编写原则之一，就是绝对不能将不利于清皇朝统治的内容编入。在清入关统治中国前，列朝列代的学术著作，是不可能去反对清朝统治的。编者们唯一的办法，当然只有尽量小心，宁可多删，也不能漏进一些可作把柄的内容，以免遭到杀身之祸。这种从政治目的出发牵强附会地排除，结果是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被删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作出的努力，因为这种野蛮的政治限制，造成这部全书的巨大缺陷。因此，在看待这三朝的“文”治时，决不能无视当时的文人是处在“武”力高压下，不能无视惨酷的文字狱。看到清初的“文字狱”还不能无视它对以后的影响。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再以脑袋试刀，在学术上只能去搞搞考据，形成乾嘉学派。这种考据对中国古籍的整理，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知识分子的不敢言，就如《淮南子》上所说，对国家的衰落，种下了根子。

　　第四，从康熙到乾隆的反贪行动，是被宣扬得最多的。这可能是当前的民心所需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当时的反贪行动确实不少，但这并不值得歌颂。因为这种反贪事实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效。之所以没有成效，则是因为官员中大量贪赃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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