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康雍乾三朝，是以削汉藩的军事行动和杀异已的特务统治为特色的。它的直接效果是显著的：手握大权的重臣压下去了，手握重兵的藩王被消灭了，反满分子被镇压了，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这种行动的结果，是以残民伤财来换取这个新王朝的统治者的龙椅的稳固感。之所以说是“稳固感”，是因为实际上并不稳固。因为这种行动是落后的表现，绝对说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因而它不可能稳固的。康熙和乾隆在位都超过六十年，也被人颂扬为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但是，一个人可以统治一个国家六十年，这现象本身就是落后的表现。在六十年前上台的统治者带领下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步的。

　　然而，以上这些还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影响不到对这三朝的总体评价。评价这三朝的根本问题，在于这一时期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时代不同了。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在这种世界环境中，是能带着国家跟上形势，还是躺在龙椅上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美名，最后坐失时机，使国家越来越落后。

　　当时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开创时期。我们可以在时间上作一对比：

　　康熙朝的时间是1662-1722年，雍正朝是1723-1735年，乾隆朝是1736-1796。从1662-1796这一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开始了资本主义革命，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康熙朝之前，英国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共和，大约相当于康熙朝的早期，1660-1685年经历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1688年又经过光荣革命，在康熙朝的末期，1721年出现了政党内阁。在乾隆朝的中期，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法国则在康熙朝中期，1789年巴黎武装起义成功，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1791年又通过宪法。在中国的康雍乾三朝“盛世”的大部份时间里，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到乾隆朝的中期，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杰弗逊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1781年独立战争结束，1783年英国承认了美国独立。英，法，美等国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它使得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并取得经济和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它使英法等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原来还是殖民地的的美国，也因为在独立战争中确立了比英法等国更民主的制度，独立后在经济技术上取得比英法更快的发展。

　　中国一直自视为“天朝大国”，国势盛衰，不是只看是否能征服周边少数民族，而是要看在当时世界上是否走在潮流的前面，是否代表进步力量。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在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是走在世界发展的前面，还是与世界同步发展，还是落在世界发展的后面呢？如果是走在前面的，他们无疑是伟大的。如果是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他们也可列为有功人物。但如果是落在世界后面的，并且使中国在世界的发展竞争中失去良机。那么，这“伟大”两字就无从说起了。在世界处于同样的封建时代，一国的统治者能对内巩固统治，对外扩大版图，后人称颂他为“大帝”，还说得过去。但在世界制度向先进的大变革中，一国的统治者使这个国家坐失良机，就只能冠以“目光短浅”和“落后”。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清室的这三朝则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忙于杀伐和消耗国力，坚持原来的制度不前进，却没有丝毫改变这种落后现象的措施，使中国在根本上落后了。这种落后，不是生产数字有多少发展的统计所能弥补的。这是功还是过？再怎么宽大，也不能说这三个皇帝为“英明圣君”。他们在当时还能关起门来称大王，但隔了嘉庆一代，到道光时，原来被我们“天朝大国”瞧不起的“夷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了，成为“外强”了。“天朝大国”的门却关不住了，就只有挨打。原因就在于自己弱了。这个“弱”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人早就知道自己是“积弱”，是由上面一代一代积成的。清朝被“外夷”打的是道光以后几朝，祸根则在这三位“大帝”所制造的“盛世”。

　　讨论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总离不开方法论上的问题。歌颂康雍乾的论点，总是以历史主义不能苛求古人为由。其实，历史主义并不是要论者将论点纳入当时历史，而是以现在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本文不是专门论述历史主义的，只是有关对三朝的评论，认为需要注意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