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参考资料：

［1］斯迪姆思：“ 面向更宽广的视野：社会史中的趋势” （Peter N. Stearms，“Toward a Wider Vision: Trends in Social History”）。

［2］凯瑟勒-哈里斯：“社会史”载于方纳编辑的《美国的新历史》。（Alice Kesseler-Harris, “Social History,” in Eric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1990）

［3］海默尔法伯：“把政治排除在外的历史”载于《新历史与旧历史》。（Gertrude Himmelfarb, “ ‘History with the Politics Left Out’” in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4］ 伊利莎白·弗克思—吉诺威塞：《种植园大家庭之内: 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Elizabeth Fox-Genovese, Within the Plantation Household: Black and White Women of the Old South，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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