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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