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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现代性演进的“四行程”与“三流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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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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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原因，写一部史学现代化历史，我们应该将经学的蜕变，放在全篇之首，这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步。
史学一旦摆脱儒家的羁绊，就立即走上它本应该走的现代性演化的道路。而史学建设的下一步，是中国史家首次目光如炬，走向世界，开展世界史地与西方政体的研究。中国人知识人由《海国图志》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现，摆脱井蛙心态，改变原有陈旧偏局的"天下观"，逐步看到了一个真实广袤的"天下"，与此同时，固有的"华夷中心"论的思想也受到瓦解性的冲击。对西方器物的介绍，对西方政体的探视，更在中国人的心中架设起通向世界的桥梁。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乃至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中国史学又踏上新的行程，西方历史哲学思想纷纷传入中国。这个历史现象的出现，表现中国史学现代性演化的新突破。从对西方史地、器物与政体研究进入对西方史学之"心"的探索与受容。欧洲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输入，是这场史学变局的重要事件。中国式的"历史主义"，以孔子与儒学史家为代表的主张"笔则笔，削则削"与"微言大义"的春秋史观，受到历史的检验与批判，代之而起的是黑格尔、克罗齐等人西方历史主义的流行，以巴克尔为代表的文明史学的兴起，而梁启超"新史学"的倡导，则使历史主义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雾海金针；中国式的"实证主义"--乾嘉史学精神，虽受到胡适等人褒扬，然其于时代的不适性毕竟日益暴露，反之兰克史学精神次第彰显，杜威存疑主义历史观也被实践与活用。马克思主义行世之前的上世纪中国史学，无论批判史学还是民族史学，无不将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奉为精神的源头与哲学的滥觞。这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走过的第三步。
在此之后，中国史学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驱动下，攀升到一个新平台。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中国史学的主流，是乃顺应史学规律的必然结果，其成就理当肯定与宣传。然而在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实功用被严重曲解，传统"经世"理念的消极层面被过度膨胀。影射史学及其他蒙上"革命"标记的非科学史潮涌现，致使一个原本先进的史学发生异变。直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自我反思，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本书第四章纵览中国近现代经世史学的演变过程，同时不吝笔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值改革之际，改造传统经世观，创造科学真理观，走出"史学的困境"，跨出现代发展关键的一步，作了描述与议论。
当我们解说了中国史学行进的四个行程，接着就有必要探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三流派：批判史学、民族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三个流派在中国近现代史学漫长行程中逐步形成。
批判史学，即文化批判主义史学。他们从属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西学派与传统解体派。他们审视传统、批判旧孔，解构旧史，创说新论，提出西方化与自由主义的史学观念。实证、存疑、科学是他们的口号"方法"。胡适为这派史学的总掌门人，史料学派、"古史辨"分门立户，傅斯年、顾颉刚、钱玄同各为统领。批判史学为中国史学的进步廓清道路，但对传统批判过猛的火力，常也造成民族传承的断裂。他们一门心思于旧文化的解体，而将新文化再造的工作，延宕无日。
基于批判史学的局限性，出于对批判史学历史遗憾的补救，民族史学担当大纲承担中华文化重构的责任。民族史学，全称民族主义史学，又称中学派或重构派史学。民族史学家是一群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们主张对传统历史与文化作批判的继承，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愿意为传统文化接续新生命。他们是薪火相传者，是文化接续主义者。他们力主中国文化有其合理内核，有其精神价值，可以更新再造。他们毕生为此努力，其本身乃至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与符号。"东方文化派"、"人生观派"、"本位文化派"、"新亚"学派、"新儒家"史学派是其主要支派，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钱穆、余英时、杜维明等是其主要代表。
马克思主义史学看到民族史学的内在缺陷--唯心主义，也看到批判史学的"科学主义"的不科学性。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进程，寻找历史规律，既求事实之"真"，更重本质与规律之"真"，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为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辨证有机的结合。回望来时的路，传统史学向着现代史学的方向已走过160多年的历程。瞻望未来的路，现代史学还将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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