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当代历史理论该作何反应?我们可以听一听R.博德伊(贝加莫,1997,《如果历史有某种意义》)关于将历史理论分为三类的建议。

　　第一种是分析历史理论。德国的史实主义学派,特别是M.韦伯,在不带任何目的论观点的情况下,提出历史因果关系问题,同时分析历史叙述作品中的逻辑成分。C.亨佩尔在其经典之作《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哲学杂志》,第39卷,1942)则探讨如何利用物质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学术辩论的结果是,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不可能做到如此精确。W.德雷于1957年发表了论著《历史的规律和解释》(牛津出版社),否认了亨佩尔的观点,认为只能满足于合理的解释。A.C.丹图在其《分析的历史哲学》(1968)一书中重新提出选择历史事件的标准问题,并强调指出“叙述话语”中的历史特性,例如它至少可以将两个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第二种是由两种对立观点构成的历史理论。J.哈贝马斯发展了的伦理—传播史理论。在犹豫片刻后,传播作用论接受了M.韦伯的现代化历史社会学理论,摈弃了认为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物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卢卡奇、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传播作用论试图利用伦理和法律的一般准则去抵制不可抗拒的现代化,努力将一些先验和历史的准则确定为必须遵守的准则,遏制经济—战略现代化进程的过快速度。康德的追随者继承了M.韦伯的观点,语言哲学在某些方面亦不例外。

　　侧重解释宗教经典相对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反对上述理论。面对进步主义历史意识的衰弱,这一理论在维护自身传统的同时,与带有偏见的现代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作斗争。H.G.加达默尔及其论著《真理与方法》(1960)是这一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论著。加达默尔在这部书中,以其富有启发的文字、对历史文献重新进行了评论,最后特别强调了文献的史实性。

　　第三种历史理论同样致力于对历史文献进行历史哲学的分析。但文献给人的感觉是难以用传统的词汇进行解释的,它属于实证技术和被语言学研究的叙述理论。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将“真实的叙述”与虚构的叙述区分开,后者属于小说、史诗和戏剧范畴。该理论的创始人是《诗学》和《修辞》的作者亚里士多德。青年时期的B.克罗奇在1893年(《按一般艺术概念概括的历史》中坚持认为,历史属于艺术和叙述艺术范围。从此之后,人们把历史首先与艺术联系在一起,史学失去了现代哲学的特点,即不再与历史事件的逻辑有关。历史被划入文学范畴,具有评论叙述的能力和自由,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叙述作品或元叙述作品被相对理解为创建某种文明的传说,或作为有教益的寓言,认为它有可能出人意料地重建人类的理想。该理论流派重视的是一流和出类拔萃的创作者的艺术自由,而不是建设具体的世界。

　　它对历史哲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例如J.F.利奥塔于1979年发表了一部颇具影响的书:《后现代状况》,批评进步主义的元叙述与现代历史哲学如出一辙。所谓元叙述即讲述某国人民、某个民族、某个阶级或整个人类的英雄的传奇式的解放故事,故事结局大都圆满,其结构是传奇式的。正如普罗珀所言,它总是以套话“有一回”为开场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故事中少不了一个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失去自我,被外人异化,后经种种磨难和艰险,最后荣归故里,找到自我的主角。辩证法即具有哲理性的传奇,这个传奇的迷人之处是情节曲折,充满冒险,最后以胜利告终。它通过一致、差异、差异与一致的同一这三个步骤使古老的纯神学非宗教化。但它最终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童话,讲述它旨在躲避风险,避免意识的丧失和进行无休止的有意识的叙述。换言之,避开上述现象的偶然性和相对性。

　　这种叙述历史理论始终受到人们的质疑。H.怀特在其《元历史》(1973)中,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叙述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他指出,凭史学家充满诗意的想象树立的“过去的圣像”,经过修辞(隐喻、换喻、提喻法和讽刺)变得更加神圣,修辞有助于人们用不同的叙述手法讲述不同的事件和进行超出人们想象的剪辑。P.里科尔在他的三卷本《时代与叙述》(1981-1985)中,用引人入胜的笔法,交错分析介绍了叙述理论、分析理论、现象学和伦理学理论。他在书中重点评述了曲折动人、扣人心弦的题材,试图通过分析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的某些论著阐明真实叙述与纯文学叙述的区别。他的目的是为了完善整体的,而不仅仅是局部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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