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真的相信小说家、史诗诗人和戏剧作家有进行纯粹叙述的自由吗?特别是离开参考文献和非文献作品,还能研究和编纂出纯粹的文献史吗?毋庸置疑,历史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冲突:如果所有的斗争和差异都可以成为陈述的对象,都要进行陈述,那么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有的历史作用均来自文献。叙述可以使人们避免重新遭遇行动带来的悲剧,叙述历史理论提供的文献可以否认实际存在的暴力和利益活动。P.里科尔非常坦诚,他在《从文献到行动》(1986)中不加掩饰地将行动和文献等同在一起。而我们更喜欢援引歌德的话,而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话,歌德认为人类最初没有话语和文字,但后来的活动则包括话语和文字。我们赞同远离叙述理论的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他反对用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品取代实践,认为前者是模拟人类活动的产物。

　　对历史事件的事实的叙述是建立在看不见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的,因此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叙述理论有一定的局限,认识不到真实的叙述是有据可查的,所选用的是未加任何评论,难以让人进行正确价值判断的文献资料。史学应该在非虚构、幻想和杜撰的叙述基础上判断事实,这是对实证主义史学家的最低要求,朗格卢瓦和塞尼奥博斯正是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史学家即使不再承认世界史亦即世界法庭,也不能放弃史学判断甚至法官的作用。在未作出判断和下结论之前是不可能叙述具体情节的。所谓判断就是讲真话,讲实话。具体到某个统一监控下的共同体,我们不能根据凭空想象的标准、而应根据公认的客观合理的标准判断和认证事实。正如葛兰西在谈到认识时所指出的,认识离不开经济、政治和哲学等各方面的实践。每个共同体都无一例外地面临解决本共同体的命运、制度和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不管叙述者怎样想,历史涉及到一个有叙述意义的社会环境及其一些既是共同生活的又是具有同感的组织。

　　这样的共同体举不胜举,它们之间关系密切,逐渐编织成一个由地区、民族、国家及各种宣传(法典、戒律)、机构和社会团体构成的规模日益庞大的网络。这些团体组织的内外分化过程以及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做法成了历史选择的对象,多数叙述认为历史不可能拒绝整体,接受分裂。至关重要的是搞清楚各共同体的需要和可能的物质生存条件。要想避免人们产生历史哲学有其必然结局的思想——例如吸取后现代叙述论的教训——,这种历史叙事学的批判就应该在重新承认历史—历史学家的共同体多元观点的同时,明确自己在弱肉强食世界中的方向,抓住不受约束的当代全球化所导致的整体现象不放,并借此机会把地方史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一要求也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哲学家必须接受的实证遗产。它包括具体的普遍化范畴,即所有道德的基础和试图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同不人道的历史现象作斗争的政治范畴。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整体历史论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从下层百姓和战败者角度看,牺牲者是被用来实现虚无主义美好未来的简单工具,但始终被列入无法摆脱世界紧张局势和特殊情况的文明的守护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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