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一再倡导用大历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历史，分析历史人物。概因对于一个时代、一个人物，局限于一时、一国的视野，便难以得到清晰的认识，因而须将时间拉长，辩明其所处的时间点，同时站在高处去俯视。

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位政治领袖和他开创的改革开放进程，亦须将其放置到这样的视野中。这个视野就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历史大势——当然这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四个现代化”。

参照中国传统标准，一个人若想获得不朽，也就是赢得后人怀念而“伟大”，须在三个方面异常突出：立德、立功、立言。邓小平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文革中曾多次与江青、四人帮等人叫板，可谓“立德”；创建红七方面军、领导百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又开创改革开放新历程，可谓“立功”；以简短的语言说明建设的方向和理由，可谓“立言”。有此三不朽，邓小平已然进入了历史伟人的行列。

目前国内的纪念大都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以说明邓小平的光辉成就和历史功绩。

但这种判断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解释他和他的改革。

邓小平的改革是在毛泽东奠定的现代化基础上，顺应大众之需的可贵努力，更是中国近代以来整个现代化和全球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当然，严格地说，邓小平时代的萌芽是在1975年：邓小平的大力整顿，这也是他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也为他获得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逐渐获取了从军事到舆论的最高权力，从而能够进入一场与毛泽东貌似不同实则历史使命相同的大改革。）

二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和自主的空间，以不断的王朝更替实现着政权合法性的转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一直显示着超强的稳定性。尽管明末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手工作坊，但按照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相互依存逻辑，中国并不能在短时期内自然的演进到以市场经济和数目字管理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清朝中前期的政治经济状况正好反映了这一点。虽然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生产力亦有大幅度提高，但整个国家的发展却日益走向封闭。而此时西方强国正以资本全球化扩张为轴心启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

接下来便是两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相遇。“天朝上国”和“天下中心”的心态和文化悠久的优越感使清朝政府不可能答应与西方列强建立不平等的商贸关系。列强要的是利益，最终选择用枪用炮，打开清朝的大门。

中国的失败，开启了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新努力。洋务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从经济，技术上虚心学习。这一努力直到甲午海战被日本战败方告破产。进而中国人反思，中国的问题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日本战败中国亦因其实行君宪政治。所以有康，梁的激进政治变革，试图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上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激发这个老大帝国的生命力。但因改革难以取得既得利益权贵的支持而失败。后来，在孙中山暴力起义的压力下，尤其是在日本战胜俄国的刺激下，连慈禧也不得不接受各方对立宪改革的强烈呼吁，开始预备立宪。捡起光绪当年的一系列措施，可惜为时已晚。国人对政府的认同正在激进思潮的冲击下逐步消解。随后便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国诞生，实为一场“政治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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