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最开始也是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具有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规划：宪政三步走。但因为其政权与资本的高度结合，一般大众的利益未能得到权衡。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依靠大众的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奠定一个新的政权实体。这个政权实体也是共和国，其经济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是苏联的工业化和公有化。这是毛泽东这一代领袖承担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严格科层制的政党体系，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效权威和政治传递机制。这一权威的有效性远远高于蒋介石政权内部的松散结构。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具备了政治上的必备条件。实际上，邓小平后来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所能动用的权威资源正是毛泽东那代人创立的。尽管毛泽东曾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冲击官僚体系的利益集团化。

经济上，毛泽东依据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的认定，选择了大力发展工业，压制轻工业和消费品的战略。这一发展战略打下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也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准备了必要的固定资产和公共设施。

文化上，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反右”，“知青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他的理想是创造“新人”，而不是按照现代化的“世俗化”目标承认并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反右”针对的是大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欲望，“知青下乡”是想培育知识青年与土地和农民的血肉联系，“文化大革命”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的灵魂。不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演变成什么样子，毛泽东的初衷主要是精神性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个人的理想主义气质带来整个国家的强制性文化规范和政治扭曲，实际上远离了现代化的大趋势。毛泽东所做的并不是一个执政党领袖应该做的。因为革命后社会的主题是建设，是发展经济。但他要的是不断革命和不断的阶级斗争，并通过这种革命和斗争来保持人的精神的超越性。这是理想主义兼浪漫主义。

三

邓小平与毛泽东相反，他适时的使整个国家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致力于繁荣经济文化满足百姓的世俗需要。种种压力正顺应了中国近代以来曲折而迟到的现代化诉求。

也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将中国再一次从现代化的歧路上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在以下几个方面，邓小平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拉回正轨：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当然，除了这几个方面，邓小平的努力还表现在对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制定上，但这一点更多是传统的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从现代化的历史大势看，笔者认为，邓小平开启的事业主要是下面将要论及的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的进程虽然已经开始，但邓小平所走的仍然是万里长征的头几步而已，剩下的征程和难题正在考验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

（一） 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时代最强调的是精神，邓小平时代最强调的是经济，是偏物质的东西。精神因容易受到误导而导致巨大的破坏性和伤害力，而且只有精神支撑的政治对一般大众来说并不能太长久。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人的期待高于人的现实状态。邓小平对人性没有过高的期待，他对人的现时需求有充分的理解，对人性的真实有理性的认识。比如对自留地的问题，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能够理解现实中的人是需要物质激励的，只有精神激励并不行。这一点也是与现代经济的特征相一致的。这里运用的是常识理性。

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改革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牵涉的面广、人多，各方面情况差异性强，因而他不是理想主义的一蹴而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试验开始向全国推行。这是从现实出发，看到每个人所处的利益位置，改革只能调整利益而不能大规模的重整利益。这使他的改革比较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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