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邓小平启动改革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时代的不断斗争和革命使中国没有能够保留下一个人数庞大、结构僵化的官僚集团，因而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成果向权力资本聚集带来的阻力，也是邓小平生前没能着手解决的。

最后，现实主义同时体现在邓小平搁置意识形态的高调和标签，强调实际效果能否有益于国家振兴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说明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种思维使他在解决问题时少了诸多思维上的条条框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摆脱了近代以来的革命话语和定性主义取向，走向了一个常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常规政治思维。

（二） 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环境，迫使他一方面搞建设，一方面“抓革命”。这是革命的惯性。近代以来，自谭嗣同引颈就戮开始就逐步对流血赋予了一定的认同，直至苏俄革命的示范使“革命”一词具有了政治话语中的正当性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是对革命正当性的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人才前赴后继的开展斗争，直至确立新政权。但革命的取向和思维习惯并未从此而终止。西方对中国新生政权的压力和苏联赫鲁晓夫的所为更使毛泽东的“革命取向”进一步强化。与经济建设和物质生活相比，政治不变色自然是第一位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出访美国，直到争取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国的外交压力减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受到外在威胁，而国内民众对执政党的强大需求和期待，也促使邓小平坚持中国共产党真正转型为执政党。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就是邓小平常讲的“亡党亡国”。所谓执政党，简单的讲就是“告别革命”。不再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和做法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事情，也就是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变。文革结束，中国最需要的是恢复秩序，发展生产。邓小平首先做的就是这些工作。同时，他又适时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改变终生制、建立离退休制度；明确党政职能，实行党政分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建立法制等等。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必须。邓小平试图建立一个常规的制度平台，以实现共产党领导能力的可持续性更替，从而稳定执政党的地位。

邓小平也多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国家体制的问题。对于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工程，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真正地付诸实施，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顺应政治现代化潮流的。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现代经济只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的发挥并不矛盾，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主导性的，是第一位的。蒋介石时代是官僚资本主导下的商品经济；毛泽东时代是准计划经济（相比苏联而言），从总体上看，商业生产和流通的水平较低。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的政治正当性。

市场经济的基本假定是人的需求多样化和多层次性只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满足，政府整齐一律的规划和过分干预将导致价格扭曲和资源浪费。在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最开始的叫法是商品经济）肯定的过程中，市场能够激发生产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对人们生活水平须不断提高的认识是另一重要原因。虽然邓小平从未忽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计划干预倾向比较强的国家，他一再强调市场的作用，实际上是试图使中国的经济真正走向现代形态。淡化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让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共同富裕”，不出现“两极分化”上，从而将现代经济形态和现代政府职能的兼顾凸现出来。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启动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商品生产和消费。毛泽东和毛泽东以前的中国，大众消费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普及性和深入性，更没有今天这样的正当性。以现代社会的标准看，关注大众的消费，让市场发挥作用，充分满足大众多层次需求，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的必要指标。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强调市场，发展消费品，正好顺应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潮流，使中国经济步入市场化的轨道。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邓小平在国际环境有所改善的背景下，强调和平和发展的两大主题。积极建立和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经济特区，大力引进外资。这实际上是融入全球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改变毛泽东时代相对封闭自守的国家取向。虽然毛泽东在晚年也曾努力打破与美国的僵化关系，但整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时代，与外国的交流和互相沟通日益频繁，相互依存的程度愈加深厚。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真正进入全球化大潮中。这一进程是自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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