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斯坦因以极少的金钱买到了29箱珍贵文物，这些经卷、佛画大多陈列在伦敦博物馆。敦煌学从此被世界承认，由敦煌学引来的耻辱也因此由中国学者承担。当我们必须从英国博物馆购买敦煌经卷的微缩胶片来进行研究时，不由得指责斯坦因，以花言巧语蒙骗王圆箓，以不光彩的手段骗取文物。

　　但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斯坦因，还有我们自己。为什么把敦煌交给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道士看管？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对此事视若无睹？为什么当时就没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去整理和保护这些文物？

　　当时的中国是穷，但绝没穷到拿不出五、六千两白银运费的地步。偌大的中国，无人也无力留住这些珍贵的文物吗？让斯坦因只花了130英磅，便将敦煌经卷运到了大洋彼岸。

　　文物被运走了，留下的是无法抹去的耻辱，而这耻辱正是我们自己印在身上的。国家的落后、官吏的腐败、知识分子的懦弱、人民的愚昧，正是这耻辱的由来；一味地指责别人、推卸责任，将是这耻辱的加深。

（二） 对斯坦因破坏文物的分析

　　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对壁画进行了剥取，对大批遗址进行了盗掘式的发掘，破坏了文物。他的许多学术观点掺杂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主观臆断，有不合理的成分。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应该认识到，考古学虽然由来已久，但田野考古学却是20世纪初叶才发展起来的。斯坦因所处的时代，正是田野考古学初步兴起，考古水平普遍不高的时期。因此，他不可能有超越那个时代的、科学的考古水平，对文物的保护也只能达到那个时期的水平。揭取壁画确实不利于文物的整体保护，但当时的考古学者基本都是这样做的。

　　斯坦因1901年在新疆洛浦县西北的热瓦克遗址考察时，对热瓦克大佛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为了加快进度，他雇佣了许多劳力，挥动铁铲不停地挖掘。在今天看来，这种挖掘方法与盗掘没有区别。而对于斯坦因来说，时间的限制、持续的大风、地下水的渗透、考古水平的限制，使他没有别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出土的雕像过于巨大而无法运走，斯坦因便将它们拍照、临摹、记录，重新埋回地下。他将一些小型的塑像带走，这些文物没有被换成金钱装进斯坦因的口袋，它们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而那些被埋回地下的文物，后来被当地的寻宝者砸得粉碎。40年后，热瓦克的官员发掘了热瓦克佛寺，展出了文物，而这些文物最后下落不明。两者相比，后者对文物的破坏不是更为可耻吗？

　　谈到破坏文物，就不得不再次谈到敦煌。当藏经洞的经卷终于得以运往京城时，灾难却再一次降临。用草席草草捆扎的经卷，被沿路的官员不断偷窃。到达京城后，又被主管的官员大量窃取。更为可耻的是，为了怕因经卷的件数缺少而暴露此事，他们将较长的经卷一撕为二来充数12。

　　同是对文物的窃取，斯坦因所看中的是文物自身的历史及精神价值，他将敦煌文物放在了英国博物馆保存；而中国的这些官员，知道这些文物价值连城，是一种变相的黄金，要不失时机地捞一把。至于文物的精神价值、知识分子的良知、保护文化遗产等等，他们从没想过。

　　文物被自己国家的人毁坏了，却没人指责他们的愚昧和贪婪，而只是把满腔怒火向斯坦因发泄。不自责而去指责他人，除了说明我们缺乏责任感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此外，斯坦因的学术观点中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他是站在西方人
的立场上看待东方文化的，难免出现偏差。对于不正确的观点，理应进行批驳。尽管如此，斯坦因的探险精神与科学研究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颂的。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坐在书房里从事史料的考据工作时，斯坦因正在漫漫的黄沙中行进。如果没有斯坦因这样的探险家，尼雅可能会在沙漠中继续沉睡下去。以生命为代价来追求科学，不应该受到指责。

（三）对斯坦因充当英国间谍的分析

　　20世纪初，英国在印度拥有高度统治权，并与俄国争夺在新疆的优势地位。英国的马继业和俄国的彼得罗夫斯基，分别是驻喀什的领事，他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日以继夜地明争暗斗。斯坦因与马继业的关系十分亲密，他的考古工作得到了马继业的大力支持。因此，使人不得不怀疑他西域之行的目的。

　　从主观上看，斯坦因所代表的确实是英国的利益。在他眼中，英国是伟大的“日不落帝国”，是文明而先进的；东方却是愚昧和落后的。英国政府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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