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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学的成长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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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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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 000种。[4](P330)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皮特里开创了埃及学的新时代，这意味着从19世纪80年代起，埃及学已步入了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被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1827—1894年)扩编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体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录5—7卷，1880—1882年)。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布鲁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埃及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堪称为释读世俗体文字的先驱(《世俗体文法》，1855年)。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1864年创办了《埃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杂志》，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刊物。在法国，德鲁热(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译家。古代埃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两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从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体象形文字符号编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选》(1867—1876年)等。
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才真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新埃及语语法》，作者埃尔曼(1854—1937年)是19世纪稍晚一辈的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订。1894年，埃尔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埃及语语法》，这是每个初学古埃及语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导书。1897年，由德国科学院发起，埃尔曼和他的同事开始编纂《埃及语词典》，尽量收集当时已知的铭文和文献中的全部词汇。《埃及语词典》的编纂是当时埃及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学者们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参加这项工作。但是，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须在柏林集中编纂，德国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学家必然做不到，直接编纂的重担就落在埃尔曼和他的德国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们根据各国埃及学家提供的丰富资料编成了这部巨帙埃及语辞书，材料的收集总计超过了150万条。[8](P17)5卷本《埃及语词典》(1926—1931年)的问世，是19世纪以来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埃尔曼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埃及学家，他的学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跃在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
19世纪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铭和纸草纸文献的大量发现，欧洲各国埃及学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语法体系，确立了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埃及学。随着埃及学的成长，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学家，他们的辛勤劳动，大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使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完全确立起来了。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J.Malek.and W.Forman.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M].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
[2]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Egypt:Land of the Pharaohs[M].Virginia:Time-Life Books,1992.
[3]N.Grimal.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M].Blackwell:Blackwell PublishersLtd.,1994.
[4]M.L.Bierbrier.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M].London:The EgyptianExploration Society,1995.
[5]D.J.Brewer an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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