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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方智虽曾为晋安王，但却未任过西中即将。因而，《梁书》、《南史》的钟嵘本传所记的钟嵘最后所奉的“主公”，绝不是只作过晋安王而未同时又任西中郎将的萧方智。据查，那个既任晋安王同时又任西中郎将的钟嵘所奉的“主公”当是简文帝萧纲。钟嵘卒于梁天监十七年二月，时任西中郎将萧纲记室任上，始见于张锡瑜《钟记室诗平三卷》（清在咸丰十年——1860），今人王达津《钟嵘生卒年代考》也有考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70期，1957年八月十八日；又见作者《古典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八月版》。由于钟嵘卒年的重新考订，则钟嵘《诗品》的最后定稿时间，当在梁天监十二年(513)沈约卒至天监十六年(517)柳恽卒前，详见谢文学《钟嵘及其〈诗品〉三考》（《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
此条还有一误：钟嵘兄钟＠②的任职问题。其云：“＠②字长岳（《南史》本传作长丘》，官至府参军建康令，著《良吏传》十卷。……以上《梁书》本传。”《梁书》本传作“建康平”。引文“建康令卒”实出《南史》本传。比较二者，当以作“建康平”为是。详见王发国《钟嵘年表疑义考析——家世篇》（《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1期）。《良吏传》今佚。其佚文不多见。今录一则。《后汉书•西南夷传》：“（郑）纯自为都尉、大守，十年卒官。”《集解》引惠栋曰：“钟＠②《良吏传》云：“纯为永昌太守，清廉独绝，及卒，列画东观也。’”
（二）《诗品》与《文心雕龙》。先引述《四库提要》“可与《文心雕龙》并称”之说、《文史通义》“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之评，而后自云：“记室所品，多与彦和相合”，“信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其说虽简，且只认同而略异，却是较早从文理的角度对二书进行比较的结论。文中“《文心》之《诗序》也”句，有误字：《诗序》当作《时序》。
（三）钟氏作《诗品》之动机及著书时代。
（四）《诗品》凡例。共列子、丑、寅、卯、辰、己《按当作巳》、午、未、申九例。
（五）诗人之品第及其派别。依《诗品》品评顺序列上品十一人，中品二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其中下品诗人姓名多有误字。如：陆修之当作陵修之，袁休当作惠休，江裕当作江ｓｈí＠③，鲍泉当作鲍行卿。论诗派部分则云：“其言诗人源流，亦分三派，列表如下。”其用表以示三派之源流，方式新颖，一目了然，多为后人仿效。
（六）诗之变迁。总云：“记室总述上古迄梁代诗家之变迁，区分为十。”接着按甲、乙、丙、丁、戊、巳（按当作己）庚、辛、壬、癸之序逐一罗列为：虞诗、五言滥觞、西汉诗、东汉诗、建安诗、魏诗、大康诗、永嘉迄江左诗、义熙元嘉诗、宋齐梁诗等。
（七）论诗大旨。分六目：诗之起源与功能；性情说；兼三反三；四五言利病；五言大家；诗之内容与形式。所谓兼三是指“赋、比、兴”兼用；反三是指“反用事、反说玄、反声病也”。其“反三”之说，为多数学者认可。
（八）《诗品》序次之错乱。此对序文、陶潜品第、同品先后及作者时代的错乱作了举证。其中有云：“今本《诗品》，陶潜列在中品，而《大平御览》所引，则在上品。”此承古《笺》说。然不实。详见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湾省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1992年版）、王发国、曾明《水流花放，老树春深——评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作者举正时代错乱亦本古《笺》。但如“梁陆厥”当作“齐陆厥”，二书皆未按。
（九）诗品中的故实。
（十）《诗品》之版本。
（十一）《诗品》之取材。其谓“夫有诗而后有诗选，有诗选而后有诗评。《诗品序》云：‘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下品》云：‘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矣。’”“则谢沈听撰，实记室取材所由。”可见，《诗品》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在前人所编诗歌总集的基础上写成的。
二、《集释》正文和《引用书目》
《集释》在前人研究《诗品》的基础上，广泛征引有关《诗品》研究成果达七种之多。它们是陈石遗《钟嵘诗品评议》、黄侃《诗品讲疏》、陈柱《诗品参平》、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诗品释》、陈直《诗品约注》。是当时引用前人《诗品》研究成果最多的著作。这虽是《集释》体例的要求，但其博采众长的作法，和古直、许文雨拒绝陈延杰的态度相较，显得更有学者风度。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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