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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对卜筮之道的一贯崇尚。还如号称鉴水ｓｈé＠①梨的元表“书史方术，无不该览”。（注：《宋高僧传》卷十六《梁京兆西明寺慧则传附元表传》。）律师昙一“常问《周易》于左常侍褚无量”，（注：《宋高僧传》卷十四《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慧钦“虽坚持律仪而志在宏济，好读《周易》、《左传》”（注：颜真卿《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载《全唐文》卷三三八。）。景先也善于占筮。（注：见《宋高僧传》卷二十三《唐福州黄蘖山建福寺鸿休传附景先传》。）至于一般的佛教信徒兼有二者的那就更多了。如安平郡夫人王媛“于禅诵组ｘúｎ＠②之暇，精阴阳历算之术，知来以数，自刻讳年”。（注：徐珙《有唐安平县君赠安平郡夫人王氏墓志》，载《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实1804页。）又如焦希望及夫人李氏，“浮图城中，龟谋协从，雁影连属，支提郁起”。（注：吴通微《内侍省内侍焦希望神道碑》，载《全唐文》卷四八二。）诸如此类的例子是很多的。
传统占卜的各支系，当时僧徒也有所旁及。其一是风水舆地之学到隋唐时达到高潮，吕思勉先生据《隋书》的《萧吉传》和《杨素传》中所述献皇后崩卜葬及萧吉言杨素墓上有白气当预示其灭族的故事断言：“可见是时迷信葬地能祸福人者之众矣”。（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二章，第1402页。）僧侣中也颇有通此术者，如泓师“通阴阳术数”，“每行视山原，即为图状”，其堪舆术十分灵验。（注：《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唐京兆泓师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亦云：“时又有黄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视山原，即为之图，张说深信重之。”）其二是算命，如有京兆安国寺僧者，“所言人事，必无虚发。此亦不测之僧也。”（注：《宋高僧传》卷二十《唐吴郡义师传》。）其三是占梦。除了上述希迁的占梦例子外，还如黄正建先生认为敦煌文书p.2668解梦书《十梦经》，“一方面说明佛教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佛经对敦煌地区梦书流行的影响。”（注：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三章，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其四是作谶语。谶纬作为占卜之道的一个变种，虽自南北朝起已屡遭禁止，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脑海中，包括那些主张禁绝谶纬的统治者们，“帝室宗教信仰，必有因于民俗者”，（注：章群《唐史札记》“序”。台北，学海出版社1988年版。）而当谶语以佛教形式流传时，更易为统治者所容忍和利用。隋高祖就是其中的一位，为证明他有资格做皇帝，他特别崇敬在他出生时预言他将来会做天子的尼资迁，而该尼号称“长通禅观，时言吉凶成败事，莫不奇验”（注：《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另一位是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八月在凉州场松县鸿池谷据说发现了有文字的石头，文中有：“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萨及上果佛田”等字样。太宗问讯后“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贞石，文字昭然，历数惟永，既旌高庙之业，又锡眇身之祚。迨于皇太子治，亦降贞符，具纪姓氏。甫惟寡薄，弥增寅惧’”。（注：《新唐书》卷三十五《五行志二》。）这当然是李世民为了标榜他和儿子在唐朝皇位上的合法性，但其中表露的明显事实是，唐皇朝建立伊始，卜谶与佛教就结合在一起为政治服务。曹仕邦先生认为在《宋高僧传》卷二十《唐潞州普满传》中的谶语，“这样把一个个的字拆开，或借其字义作暗示的文字游戏方式，也许是测字的另一本源”。（注：曹仕邦《中国沙门外学的研究——汉末至五代》第十三章，台北，东初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页。）
有利于佛教与占卜结合的，还在于印度流传的占卜术随着佛教的东传，尤其是因为隋、唐二朝，中土实现了重新统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强盛，丝绸之路也分外畅通，都使佛经的翻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故本于印度佛教中的占卜诸法也随之以更大的流量源源不断地东入华土。斯特里克曼(Strickman Michel)在其《〈灌顶经〉——佛教咒语的经典》一文中认为“最早显示出接受占卜的是佛教的灌顶经”。（注：转引自安娜•塞德尔《西方道教研究史》第七章，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隋初出现“《占察经》，见有两卷，首题菩提登在外国译，文似近代”，（注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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