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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镜图发挥此理，他说：“龟可以卜也，镜可以照也。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恶以卜后代；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恶以照后代，可以知盛衰兴亡”，而龟镜图之原理“又近佛经八识”，其中“第六识即分别五阴十八界”，与易卦的初始之理是一样的。（注：王维《奉敕详帝皇龟镜图状》，载《全唐文》卷三二五。）当时有人因此宣称：“阴阳不测，唯佛而已”。（注：顾况《阴阳不测之谓神论》，载《全唐文》卷五二九。）
善恶既然是人为的，在这种因果关系面前的占卜就不是被动的预告了，故佛家占卜强调了人在命运面前的主观能动作用，上述王维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占相篇》也有例子说明：
“梁州招提寺有沙门名琰，年幼出家。初作沙弥时，有一相师善能占相，语琰师：‘阿师子虽大聪明，智慧锋锐，然命短寿，不经旬日’。琰师既闻斯语，遂请诸大德共相平论，作何福胜，得命延长。大德答云：‘依佛圣教，受持《金刚般若经》，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寿’。琰师奉命入山，结志身心，受持《般若经》。余五年，既见延年，后因出山，更见相师。相师惊怪，便语琰师云：‘比来修何功德，得寿命长？’琰师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师叹之，助喜无已。琰师于后学问优长，善弘经论，匡究佛法，为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于寺”。
《法苑珠林》及其它佛教文献中此类故事甚多，影响很大。著名如裴度在洛阳香山寺拾得一妇人用以救父的玉带还之，使先前占他饿死的相者改口云：“此必有阴德及物，此后前途万里”，（注：王定保《唐摭言》卷四“节操”。）也是一个占卜中加入因果报应的故事。有的虽系佛教宣传，但宣扬事在人为，强调道德改变命运的思想，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三
佛教占卜理论在唐代系统化、完善化后，对民间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寺庙内求卜问签的普遍化。佛寺内的卜签也是有所创新的，如开元时百济国僧真表自云其曾遇弥勒佛，得卜签求戒之制。《宋高僧传》卷十四《唐百济国金山寺真表传》云当时情景：
“慈氏躬受三法衣、瓦钵，复赐名曰真表。又于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签检之制也，一题曰九者，一题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当先悔罪，罪福则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签，签上署百八烦恼名目，‘如求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签，苦到精进，期满限终，将九、八二签参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掷。其签坠地，以验罪灭不灭之相。若百八签飞逗四畔，唯八、九二签卓然坛心而立者，即得上上品戒焉。若众签虽远，或一二来触九、八签，拈观是何烦恼名，抑令前人重覆忏悔已，止将重悔烦恼签和九、八者，掷其烦恼签，去者名中品戒焉。若众签埋覆九、八者，则罪不灭，不得戒也。设加忏悔过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诲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焉’。嘱累已，大杖既ｈｕí＠④，山川云霁”。
将占卜求签与戒律所连，当为佛家所独有。真表虽系百济人，然当时其地佛教与中土连成一气，故亦可视为唐代佛教的一部分。当然一般的签没那么复杂，但不论在何寺庙，卜言签语中总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佛教内容，如所谓“变毗沙之身于感通之年，现神质为龟城之助”。（注：黄滔《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ｔǎ＠⑤碑记》，载《全唐文》卷八二五。）佛教占卜却由此进一步走向民间，我们现在从一些禅寺或其它佛寺，都能看到有问卜求签的活动，可以说是当时佛谶的滥觞。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与占卜在唐代的进一步结合，对佛教是相当有利的。首先，“佛卜”的形成，即在佛殿里求签活动的展开，增强了佛教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如玄宗时“有尼慈和者，世算之识，见色无碍，时人谓之观世音菩萨”。（注：杨休《大唐济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第1473页。）即使遭到灭佛，为了减轻武宗灭法对佛教徒心理上的打击，稍后便有谶语故事出现，以示佛教早有预见。《宋高僧传》卷九《唐洛京龙兴寺崇ｇｕī＠⑥传附全植传》载淮南太守卫文卿“问：‘将来佛法隆替若何’？植曰：‘真实之物无振，自古于今，往复轨躅。有为之法，四相迁流。法当＠⑦厄，君侯翘足可见’。预言武宗毁教也”。其次，“华人既深信于此，然则沙门亦可籍此等技能以助弘法”。（注：《中国沙门外学的研究——汉末至五代》第十三章，第456页。）即通过成千上万民众在佛殿里烧香求签，佛教是能以此吸引更多的信徒。再次，由于佛教占卜在因果论的基础上，强化了人以道德改变命运的能动作用，虽然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宣传，却加强了佛教在社会上劝善惩恶的道德功能，从而也增强了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当然凡事都有利有弊。对佛教不利的是，佛教往往因此卷入一些政治动乱，遭到统治者的忌讳，有损于佛教。如武则天时僧惠范“矫说祆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注：张ｚｈｕó＠⑧《朝野佥载》卷五。）又如德宗时，资敬寺浮屠广弘勾结相工唐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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