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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洛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沙门达摩笈多传》及诸《附传》。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高僧传合集》。）其经文中有云：“若欲占察过去往昔集业久近，所作强弱大小差别者，当复刻木为三轮，以身口意各主一轮，书字记之。又于轮正中一面书一面”，进行占卜（注：菩提灯（登）译《占察善恶业报经》卷上。）。显然是一部以密法进行占卜的经书，而“开皇十三年广州有僧行‘塔忏法’：以皮作帖子二枚，书为善、恶两字，令人掷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扑法，以为灭罪，男女合杂，妄承密行。……其云此塔忏法依《占察经》，自扑法依诸经中五体投地如太山崩”。与此相呼应，“时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敕撰《旌异传》一部二十卷，多叙即事”，“又有晋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论》两卷，……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隐密”；“又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较数法》一卷”等等。（注：《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洛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沙门达摩笈多传》及诸《附传》。）当然侯白等人所著已经掺入了中土的东西，但其中吸收了《占察经》等译本内涵也是肯定的，否则道宣就不会放在一起叙述了。在一些敦煌文书中也载有佛教占卜之法。如斯5614号文书有所谓“摩醯首罗卜法”，摩醯首罗天即佛教中的大自在天，此卜“具说上事，由可掷头，投子三遍，然后补局”，且“得一好卦便休。卜得凶局，许看三局”，颇有特色。再如伯3868等文书中所载管公明卜法，有的学者认为“此卜法可说多少受佛教的影响”，因为“其前序中不只强调问卜者得称七佛名，而此七佛名也抄写于第一页之反面。管公明在此书中被称为‘后贤’。”（注：参见Marc Kalinowski的《敦煌数占小考》，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续篇》，1991年。）敦煌位处丝绸之路的要冲，在这里汇集融合东西卜法，应当是最好的地方。由此再向东传去，使得“唐五代占卜术有一个特点是其中具有显著的外来因素”。
二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佛教与占卜之间进一步实行了多方的结合，尤其是深入到中国佛教诸宗。其中明显的如所谓“佛谶”在唐代禅宗继续得到发展，如《全唐文》卷九一二法才《光孝寺瘗发塔记》云：
“佛祖兴世，信非偶然。昔宋朝求那跋佗三藏，建兹戒坛，预谶曰：‘后当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梁天监二年，又有梵僧智药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来菩提树一株，植于戒坛。前立碑云：‘吾过后一百六十年，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儒佛心印之法王也’。今能禅师正月八日抵此，因论风幡语而与宗法师说无上道。宗踊跃忻庆，昔所未闻，遂诘得法端由，于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祝发。二月八日，集诸名德，受具足戒。既而於菩提树下开单传宗旨，一如昔谶。法才遂募众缘，建兹浮屠，瘗禅师法”。
法才据说是高宗仪凤时僧。文中能禅师就是禅宗六祖惠能。惠能本人也是善谶者，据说惠能曾以“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谶”教导南岳怀让：“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金鸡解御一粒粟，供养什邡罗汉僧”。（注：《古尊宿语录》卷一“南岳怀让大慧禅师”。）又《宋高僧传》卷八《唐袁州蒙山慧明传》云慧明在大庾岭上遇见惠能，“问能曰：‘某宜何往’？能记之曰：‘遇蒙当居，逢袁可止’。明再拜而去”。这“遇蒙当居，逢袁可止”八个字当是佛家的谶语。惠能的谶语后来被南岳杯让、马祖道一等发展成所谓“六祖谶”。（注：《古尊宿语录》卷一“南岳怀让大慧禅师”。）作为具有预见性的佛谶在禅宗内得以滥觞的原因，房ｇｕǎｎ＠③说：“禅宗阴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地下之事，达前生后身之理”，（注：房ｇｕǎｎ＠③《龙兴寺碑序》，载《全唐文》卷三三二。）这样当然能前掐后算了。赞宁则“复譬圣人重卦”，更切合实际地剖之曰：“原乎室静生虚白，心静则神通。儒、玄所能，我道奚若？引发静虑，自在现前”。（注：《宋高僧传》卷二十二《感通篇论》。）不过随着禅宗的发展，佛谶在其中的地位逐步降低，如常作奇语的释普化，“禅宗有著述者，以其发言先觉，排普化为散圣科目中，言非正员也矣”。（注：《宋高僧传》卷二十《唐真定府普化传》。）此外，密宗也有占星等术。如现藏日本大阪美术馆的《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系唐代作品，该图体现了盛唐时期“占星术同域外传入密教星像崇拜的结合”。（注：孟嗣徽《“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与星像崇拜》，载《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由此派生的“本命禁忌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但其说在唐宋之时广为流行，这应与佛教势力主要是密宗的一度兴盛有关”。（注：贾二强《唐人本命观与佛教》，载《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不过也有学者如萧登福等先生认为密宗里的占星术源于中国，据他研究统计，在现存密经中，有182部的经中混含着道教的东西，诸如星相占术、延寿丹药、宝剑印符、五行阴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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