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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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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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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奴化”：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行为的奴化。
思想的奴化始于思想的禁锢，而思想的禁锢则始于某种思想的“独尊”。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即使是正确的思想，一旦被供奉在金制的神龛中，也会化为腐臭， 而腐臭的东西唯一的功能就是毒化人的精神世界。它堵塞了人类追求真理的道路，从此只能用钦定的思想思考，用钦定的思想生活，于是人们也就成了一群思想奴隶。而这些思想奴隶“常常不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得健康（指实现人的价值）”，“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完全放弃了他的自我，明明是不健康还自以为是健康的，他已完全丧失了其个性和发展性。”（28）这是一种多么可怖的精神“阉割”！历史证明，数千年来，在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中，关心的无非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从理论上千方百计地证明专制压迫的合理性，竭尽全力地抵御意识形态霸权以外的异端思想。为此，他们搞出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这些东西不管多么烦琐，多么玄妙，多么精致，多么详尽，但一无例外都是些思想奴化后的精神垃圾，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
思想的奴化必然导致人格的奴化。这点从“独尊儒术”之后，知识分子那种对上的奴颜婢膝和对己的自唾自贱的人格表现上看得非常清楚。“杀身以成仁”（29）、“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0）、“说大人则藐之”（31）的传统逐渐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泛道德主义大旗掩盖下的卑言卑行、伪言伪行，一言以蔽之，奴化后的士大夫丧失了耻辱感。其最突出之处就是对被虐的麻木。几千年来，昏君暴主的淫威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所谓“刑不上大夫”不过是一句空话，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历史上的记载，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些匍匐在帝王面前的士大夫们是如何被任意凌辱虐待的：罢官削爵、大刑伺候、陵迟处死、祸灭九族……，然而他们对待这一切施虐却一无例外地高喊一声“谢主龙恩”。人们会问：这是人吗？难道他们没有尊严吗？难道他们没有人格吗？难道他们还不如动物吗？动物在被虐时尚且知道反击，人为什么在被蹂躏践踏之后，还要对施虐者千恩万谢？一个制度居然能使人的人格扭曲到如此程度，确实值得研究！
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其结果必然是行为的奴化。也许人们会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既可鄙又可怜，其实不然，这些吃着皇粮，穿着官袍，在皇帝面前一口一个奴才的叫着的体面人，一旦站在那些求奴才而不可得的小民面前，立刻就换上了一幅狐假虎威的老爷面孔，变成一群不折不扣的施虐者，这完全是一副奴才的嘴脸。这群施虐者既残暴又贪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官箴；“杀人众者为忠臣”（32）已经成为官僚们的统治术。自古以来，中国何以被称为“灾荒之国”、“腐败之国”？与有一群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在支撑着一个罪恶的专制制度是截然分不开的！
一定有人反驳说：士大夫们不是也曾涌现出为数不少“舍生取义”的孤臣孽子吗？不是也曾喊出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3）的响亮口号吗？确实如此，谁也不曾否认过这些。但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士大夫的整体品格吗？再说这个“义”，这个“天下”是谁家之“义”？是谁家之“天下”？写到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明成祖与方孝儒的一段对话，方孝儒因明成祖篡位而抗争，成祖说：“先生勿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儒说：“成王安在？”成祖说：“彼自焚死。”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说：“国赖长君。”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说：“此朕家事！”（34）这段对话最有力地回答了反驳者，也为古往今来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们的悲壮抗争定了性，一句话，在帝王们的眼中，这纯属奴才的自做多情！
三
十四世纪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勇敢地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试图用理性代替权威，用真理代替上帝，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掀起了奠定人类今后走向的“文艺复兴运动”，然后是十五——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此时（明清）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对这一亘古之奇变懵然无知，他们仍然沿着传统的轨道向黑暗的深渊中滑行，终日醉心于帮忙帮闲、科举八股、考据训诂、吟花弄月、党同伐异之中而无力自拔，这期间，西方文明也曾几次敲打过中国紧锁着的大门，令人痛心的是，以社会精英自许的中国士大夫，对此却不屑一顾，毫无反应。原因何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明清时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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