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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

时间:2009-7-24 13:58:35  来源:不详
态划分,各保其主去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向左转,以胡适为代表的向右转,只有鲁迅“荷戟独彷徨”,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孤独的拼搏着。这种分化,预示了知识分子这样的命运:“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39)难道不是这样吗?
“革命”似乎跟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个大玩笑。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革命”中“用来砸碎暴力锁链的暴力”,结果又成了“这根锁链上新的一环”(40),而且这“新的一环”乃是致知识分子死命的一环。不管怎样,在过去的帝制下,当权者还唱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高调;虽然有“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等让人不寒而栗的绞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饭碗”还是有的;对于少数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不合作主义者,还留了一小块“种豆南山下”的“自留地”。总之,那时,知识分子还属于脖子上套着锁链的高级奴才,等而下之的社会群体还多得很。


毛泽东却把“颠倒过来”的历史又颠倒过来,1949年之后,他代表新政权厉声宣布: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 ‘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41)
……
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这仅仅是一个“无产阶级”领袖对知识分子人格的蔑视和侮辱吗?如果那样的话,倒也无所谓,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一副赖衣求食的奴才相,早已听惯了主子的斥骂,如今让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臭骂一通,可以看作是他老人家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嘛(至今仍然有人怀念他老人家的这种关怀)。但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毛的这些话显然意味着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重新定位。毛代表新政权先是极力贬低他们,将其视为是“余食赘瘤”般的废物,一巴掌把他们从过去“人上人”的地位打入现在的“另册”,然后是对他们慢慢地进行“最后处理”。事情难道不是沿着这个路数展开的吗?建国后不久,一些“反动”的知识分子从肉体上被无情地消灭掉了,而余下的则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据说要把这些“食于人”的寄生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强迫他们附着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作到废物利用。就这样,知识分子捧了几千年的“知识饭碗”,彻底被砸烂了。那么“无衣无食,曷以卒岁”呢?答曰:“接受改造。”
到此,知识分子方才恍然大悟,从今以后,遑论其他,连“吃饭”的问题也难于上青天了。
继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1952年掀起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规定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否则将丢掉“饭碗”。我们只讲当时的一个小镜头: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中国最知名的大知识分子——冯友兰:“冯先生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另一个大知识分子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42)
他们哭什么呢?大概哭“在人类最优越的制度”中,饭不好吃吧!此时此刻岂止他们在哭,就连“革命文人”们也在哭呢!其实,“思想改造运动”与以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相比,那只能算是小儿科。在后来那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运动”中,你能够听到哭声吗?如同一个冯友兰,经过多次“高压定型”,不仅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成了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学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43)也就是说,“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这样的话,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你将作何感想?但反过来一想,类似的自虐行径古往今来不是多的是吗?又何必谴责一个冯有兰呢。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跳不出“冯氏怪圈”?这正是今天刚刚从恶梦中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亟须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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