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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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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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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会议的决定，使苏联对新疆的基本政策稳定了下来。经过实践中的充实发展，这一基本政策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不搞新疆独立，维护中国领土完整；2、不管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都与新疆省政权打交道（“向着汉人” ），不与地方民族势力打交道（“不向着穆斯林” ）；3、只要新疆地方政权不反苏，执行对苏友好睦邻政策，就积极与其发展经贸关系，支持这个政权存在。由于苏联多年坚持，于是这些内容形成了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
统治新疆的中国军阀们也深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奥妙。从杨增新时代（1912---1928）起，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统治者基本上执行两大政策：对内，承认中央政府，不打独立旗号，以取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亦即取得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合法性；同时尽量排斥中央势力进入新疆，保持新疆半独立状态，以维持其独裁统治。对外，亦即对苏联实行亲善友好的政策，以取得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维持新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这样，新疆当局与苏联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苏联为中亚地区的稳定需要新疆局势稳定，新疆当局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稳定新疆局势，而要稳定新疆局势，就必须执行对苏友好政策。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使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经受住了几次严峻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发生在20年代末中苏关系全面危机时期。1928年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他的上台，与苏联在北伐战争中对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全面支援是分不开的。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驱逐苏联顾问，断绝与苏联的一切联系。但当时的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不顾中央的命令，坚持维持对苏友好政策。苏联也没有以中国中央政府的对苏联的态度而改变其对新疆的政策，即使是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白热化阶段，苏联驻新疆的所有外事机构，都收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苏联对新疆关系要“维持原状”。16苏联有关机构严格遵守命令。这样，在中国中央政府处于对苏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而在新疆一隅却维持着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这次考验说明，只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得到维护，它并不理会中国中央政府对其态度如何，照样维持与新疆的传统关系。
第二次考验，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1931年新疆发生的哈密事变17，和由此引发的泛突厥主义的大泛滥——喀什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疆，起义者曾控制了新疆80%的土地。由于苏联一直宣传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义各族与苏联中亚地区各族又大多属于同一个民族，一些起义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苏联，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起义领导人之一、曾留学苏联、并与共产国际有密切接触的尼扎梅金就曾向苏联驻喀什总领馆提出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18当时，正如在2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思想激进的负责干部，特别积极地要求苏联当局站在起义者一边，就势在新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9月驻塔什干共产国际代表多尔夫通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认为，新疆的起义“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这次运动，应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鲍曼还指出，“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反对帮助汉人镇压起义”。19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新疆和甘肃开展革命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建立革命党。20
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插进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21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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