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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历史与伦理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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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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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认为中国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姓社还是姓资”，也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在于中国改革遵循了“不道德的经济学”原则，在公平置后或至少不“优先”的条件下强制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不言自明的。这种解释模式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种论点上：
1997年王金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表《俄越改革比较研究》一文，提出“休克疗法”未必是个坏主意，越南实行之大见奇效，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则搞糟了。为什么？因为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物价说上涨就上涨，国有企业想给谁就给谁，工人想解雇就解雇，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很快到位，效果大显。而俄国则不幸搞了“民主”，弄得政府太软，物价一高，失业一多，就议会里吵社会上闹，“休克”半途而废，改革到不了位，以致有今日之难堪。显然，王文含有他对中国的建议或解释。
1998年，盛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表几篇文章，从对公共资产私有化方式的“卖还是分”的问题引出论点：在私有化问题上“公共选择”不如“双方交易”，亦即对公共资产的处理不能强调公共权利，而应当由有权者（卖方）与有钱者（买方）“双方”不受干预地自行解决。因为“公共选择”会增加“交易成本”，只有“双方交易”才能使产权变迁的“成本”变得最小。
同样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盛洪又提出“交易先于产权”的观点，即认为对于产权不明晰的公共资产，有权者可以先拿去“交易”再说，一“交易”，“产权”也就自然解决了。这就与自由主义伦理学中诺齐克（Nozick）的“低调正义”发生了冲突。因为按诺齐克的说法，“获得的正义”（Principle of acquisition）优先于“交易的正义”（Principle of transfer），亦即人们必先公正地获得产权，然后才谈得上公正地交易。而在中国现有权力配置格局下，“交易先于产权”而且排斥“公共选择”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并不难理解。盛洪却认为他所掌握的“案例”表明，这正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二自由主义的立场
显然，以上几种论点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否定了经济改革过程的起点公正原则，尤其是否定了进入市场经济时的产权初始分配中的“获得正义”原则。这就使中国改革中的伦理问题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
在西方，诺齐克提出了最“保守”最“低调”的正义理论：一个所有者，只要他最初的财产来源清白（符合“获得正义”），此后的财富增殖又完全通过自由交易，而没有强制与欺诈，（符合“交易的正义”），则最后即使他富可敌国，那也无可指责，即完全符合“持有的正义”（justice in holdines）。他可以自愿慈善，布施穷人，但国家不能强迫他（例如通过累进税等）与别人共享财富。
当然，诺齐克强调这种“持有的正义”必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正义，其后的环节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如果所有者最初的本钱来源不清白，则哪怕此后他一直实行公正的自由交易，其结果也不正义，而必须受到诺齐克正义的第三原则即“矫正的原则”（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之干预。
对诺齐克的说法，罗尔斯(J.Rawls)是不能同意的。他认为即使财富的积累符合“获得正义”与“交易正义”，其结果也必须受到“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of justice）的限制，因此国家应该对清白致富者也实行强制性的二次分配措施。
但是，罗尔斯讲的只是消费的“分配”，他并没有质疑资产的分配本身。因而比罗尔斯更“激进”更“高调”的批评者大有人在，如以麦金太尔与泰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更不用说社会民主主义各派。他们批评的重点是罗尔斯，而诺齐克已经被认为“保守”得不值一驳。至于比诺齐克更“保守”更“低调”的理论，则人们闻所未闻。
所谓科斯定理，即“权利的初始分配无关紧要，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交易又充分自由，则经济效率就会实现最优”，这是一种关于效率而不是关于正义与伦理的说法。
科斯讲的“交易先于产权”，用的是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中产权立法的例子，而18世纪的英国并不存在公共资产的私有化问题，只有私有财产的法律定义从不严格到严格的问题。因此科斯的理论并不是用来挑战诺齐克的，而是用来挑战凯恩斯的。
科斯在西方有众多的批评者，他们在伦理问题上都持比科斯更“高调”的立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科斯的立场出发看看其学说的伦理意义，这是不会有过于“高调”之嫌的。
科斯与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的“国家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或福利国家式的干预，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强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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