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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对崔氏特别喜爱，宣武帝却长期不同意将其册立为王妃。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此种限定，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6]。鲜卑贵族婚姻原本具有随意性，执政者态度如此，贵族婚姻复趋杂乱而淫风炽盛，元雍本人亦将其争取而来的王妃崔氏抛在一边，“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关预内政，仅给衣食而已。至乃左右无复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启闻，许乃得见”。
元愉所娶正室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之女，于氏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于烈却忠心耿耿，与其子于忠相继统领禁军，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无奈个人感情与政治婚姻并不能相处无间，他更喜欢并非名门的东郡杨氏女，并“欲进贵之”，即当是试图改变杨氏妾的身份，径以为妃。无论如何，元愉还是明白人，知道以名不经传的东郡杨氏作为自己的王妃不会得到其兄宣武帝的首肯，遂托为赵郡李氏养女，并隆重的迎娶，以此改变杨氏的出身门第。只是作为政治上层人物，个人感情还是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杨氏或者说是改头换面后的李氏还是被当时的皇后出于保护妹妹的私心，召进宫中，痛加殴打，并逼其出家为尼。杨氏后来因特殊情况回到元愉身边，正式身份不明，元愉在反叛之际，立杨（李）氏为皇后，终于“进贵”了杨（李）氏一次，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及事败被擒，遣送京师，“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两人感情确属真挚。
有趣的是，在《元宝月墓志》中，李氏又变成了杨氏，只是其地望由东郡改成了恒农，出身变成了汉魏以来的名门弘农杨氏，当然我们可以确信，其父兰陵太守杨次德、秦州刺史杨伯，均属假冒，或是如以前改姓李一样，通过缔结养父养女关系缔结而成的。尽管当时活跃于北魏政坛的杨播一族“自云恒农华阴人”，本身便有假冒之嫌[7]，且“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但从仕北魏起，“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并且确曾与皇室联姻[8]。在这种情况下，杨氏如真出自真正的或假冒的弘农杨氏，却去攀附当时门地并不比弘农杨氏高的赵郡李氏，则难以理解。
结合《元愉传》与《元宝月墓志》所看到的“杨妃”先伪托赵郡李氏后又伪托弘农杨氏，这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后社会上的一种普遍行为，文献中事例甚夥，唐长孺先生在《〈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一文中已有揭示。除唐先生所举《魏书·王睿传》及《侯刚传》两个典型事例外，我们还可举同书《朱瑞传》为证。传称朱瑞本代郡桑干人，魏末委身尔朱荣，官高爵显，“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故乞移属焉”。而如杨氏改姓以伪托地望还可举张整为例。景明元年《张整墓志》称：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告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官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荣宫掖，显祖异焉。高祖……加大长秋卿，龙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任。
志主张整，赵万里先生指出即《魏书·阉官传》中的白整，亦即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所附随从人员中的“中给事录大官令臣上党白整”，此人事迹还见于《魏书孝文幽皇后传》，姚薇元先生推断白整源出稽胡[9]。出身稽胡白氏的白整因伪托地望，在墓志中改姓张，并杜撰出五世祖张充。
北魏政权在西晋以后北方社会动荡已久、人口移徙无常、籍贯变迁频繁、重同姓而谱牒不密的背景下确立门第高卑，同时还考虑到各家族魏晋时代的地位，这原本就为伪托地望开了方便之门。
伪托地望除举族直接移徙于所托之地外，常常还以“自云”、“自言”某一魏晋名人后代的方式出现，而要成为事实，似乎还须如前引朱瑞改地望事一样，经皇帝下诏特许。如成淹，上谷居庸人，“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刘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张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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