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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立功，图勋帝室，受晋茅土，遂家略阳。 还有一些北族人的墓志直截了当地称华夏族公认的始祖黄帝或圣王的后裔。正光元年（520）《叔孙协墓志》说：“君讳协，字地力懃，河南洛阳人也，其先轩辕皇帝之裔胄，魏冯翊景王渴罗侯之孙，仓部尚书敕俟堤之子。”孝昌二年（526）《和邃墓志》称：“朔州广牧黑城人也。其先轩皇之苗裔，爰自伊虞，世袭缨笏，式族命三朝，亦分符九甸。因食所采，故世居玄朔。”武泰元年（528）《陆绍墓志》云：“河南河阴人也。其先盖轩辕之裔胄。”武平元年（570）《乞伏保墓志》：“其先盖夏禹之苗裔。”
从墓志中我们还发现，同一家族的北族人物的墓志中，虽均引华夏先代圣王为名人为先祖，但说法并不一致。如永安二年（529）《尔朱绍墓志》说：“其先出自周王虢叔之后，因为郭氏，封居秀容，酋望之胤，遂为尔朱。”而河清三年（564）《叱列延庆妻尔朱氏墓志》却称：“郡君讳元静，北秀容人也，其先盖夏后氏之苗裔。至如寻熊凿山之巧，收功于九折，逐龙入穴之能，取智于九鼎。源流共四海俱深，基构与五山并极。”同出秀容尔朱氏，却一断称“周王虢叔之后”，一称“其先盖夏后氏之苗裔”，表明他们在新的族源的选择上，还未达成共识。还有的父子两代的墓志对地望与始祖的叙述差异颇大。如正始四年（507）《奚智墓志》说：“恒州樊氏人也。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逮皇业徙嵩，更新道制，敕姓奚氏。”其子正光四年（523）《奚真墓志》却称：“河阴中练里人也。其先盖肇徯轩辕，作蕃幽都，分柯皇魏，世庇琼荫，绵弈部民，代匡王政。可谓芬桂千龄，松茂百世者矣。”这无疑反映出两代人文化心态上的变化。
以华夏始祖为族源或将族源追述至华夏民族起源时期，这是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为获得中原人心普遍采用的办法。匈奴人刘渊自称“汉室之孙”，建国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15]；鲜卑慕容氏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16]；氐族苻氏则称“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17]。羌人姚氏自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18]略阳临渭氐人吕氏则称：“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19]匈奴人赫连勃勃在建国之后，下诏书说：“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音殊中国，姓改姒氏，故从母姓为刘。子而从母，非礼也。……帝王系天为子，实与天连，今改姓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20]虽弃刘姓，却肯定了自《史记》以来匈奴乃“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故北齐武平四年（573）《赫连荣墓志》说：“朔方人也。昔栉风沫雨，大业禀于帝图；疏河导源，叹嗟仲尼之口。波流于是浩汗，根叶所以郁槃。连天徽赫，难得而称焉。”鲜卑拓跋氏自述族源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焉，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焉。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匈奴之属，作暴中州，而始均之后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21]匈奴宇文氏[22]于国史中称炎帝神农之后，并说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兔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俗谓天曰‘宇’，谓后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23]。
北族出身者伪托中原名族，冒引华夏名人为先祖，反映了他们进入中原后，面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深厚文明的民族，心理上的不自信与趋同，这正是促使他们汉化的一种内在动力。史书中的说法，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墓志中的记述，则是志主或其后人心理上的认可。当进入中原的少数族人认同于华夏，或虽没有忘记从边地迁入中原的历史，心理上却仍然自认为是华夏裔孙，历史上的少数族汉化或华化的过程才算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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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所引墓志均出自赵万里先生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附图版及赵超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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