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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魏北齐初期高欢父子治理贪污腐败政策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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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3 16:35: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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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吏，后随高澄镇抚邺都，加散骑常侍，迁左丞吏部郎。至为御史中尉，选毕义云、卢潜、宋钦道、崔瞻等人为御史，“世称其知人”。朝中贪污者多为高欢昔日心腹旧将，位高勋重，极难治理。为此，高氏父子不失时机地抬高崔暹的个人威望，以示对汉族士人治理朝中贪污腐败举措的支持。如“文襄欲假崔暹威势，诸公在坐，令暹后通名，因待以殊礼。暹乃高视徐步，两人挈裾而入，文襄分庭对揖，暹不让席而坐，觞再行，便辞退。文襄曰：‘下官薄有疏食，公少留’。暹曰：‘适受敕，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阶送之。”高欢对崔暹也是多加褒奖。武定三年(545)，高欢朝邺，孝静帝于华林园大宴，令高欢选“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劝之酒。高欢唯推崔暹一人，并赐以所射赐物千段。崔暹也正如高欢所言“直言弹劾，不避豪强”。
崔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羡、殷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太师司州牧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冀州刺史韩轨，罪状极笔，并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宋游道：“劾太师咸阳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徵酬贾。虽非指事赃贿，终是不避权豪。”
这是一桩打击面极广的弹劾案，且多为高级官吏，弹劾事由也超出“脏贿”之外。司马子如时任尚书令，“以贿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在狱一宿而发皆白。”元坦“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归第。”韩轨“为御史纠劾，消除官爵。”身边贪污之人一并获罪，“韩轨为御史劾，州府僚佐及轨左右以赃挂纲者百余人”高欢为之作书警戒邺都诸人“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高欢态度甚为明显，不再像初期那样漠视朝中的贪污行为了。
此番严厉惩治，也确让部分官吏有所收敛，汉族士人欲整朝政，抑制勋贵将领小有成效。如司马子如重被启用后“能自改厉，甚有声誉。”尉景后出任青州刺史，“操行颇改，百姓安之，”
但治理贪污的措施并没有坚持，而且也不彻底，仅是昙花一现。可朱浑道元、侯景等人并没有因贪污被劾而受任何追究。韩轨不久就官复原爵。元坦也是“寻起为特进，出为冀州刺史，专复聚敛”，继续贪污聚敛，苛责百姓。相反，却因此事件加深了鲜卑勋贵将领和汉族士人间的矛盾，为日后崔暹、崔季舒被流放埋下伏笔。不久勋贵们就开始反攻治理贪污政策。
侯景叛东魏，促使掌有武力的勋贵将领们的地位上升。武定五年(547年)，侯景据河南叛东魏，严重威胁了东魏的统治。高澄以韩轨为众军统帅讨伐叛军。“辛亥，司徒侯景反，……遣司空韩轨，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可朱浑道元，左卫将军刘丰等帅众讨之。”四月，进“司空韩轨为司徒，以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以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因外部局势的变化，高澄不得不倚重这批曾因治理贪污腐败被打击的勋贵将领们，治理他们贪污之事更是不可言及。
因而出现了勋贵诸将们要杀崔暹的事情，实际是对高澄重用汉族士人治理贪污损害自己利益的不满与回击。高澄值此外患之际，几欲杀崔暹以安抚诸将。
三、高洋称帝 不了了之
武定七年八月(549年)，高澄遇害，高洋入朝理政。“文襄遇贼，……乃赴晋阳总庶政。帝内虽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将皆轻帝。于是帝推诚接下，务从宽厚，事有不便咸触省焉，群情始服。”高洋在高澄执政时期韬光养晦，素为诸勋贵将领轻视。此时为取得勋贵将领对自己称帝的支持，对他们多加笼络。高隆之等人更兼有劝进之功，便对崔暹等人实施报复。 “文宣初嗣霸业，司马子如、韩轨等挟旧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纲，去纠察法官，黜崔暹，则得远近人意，文宣从之。及践祚，谮毁之者犹不息。……流暹于马城，昼则负土供役，夜则置地牢。”
“及文襄遇难，……司马子如缘宿憾，及尚食典御陈山提等共列其过状，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边。”高洋明知崔暹无罪，但此时却不得不顾及勋贵将领们的利益，流徙崔暹、崔季舒等人。
天保元年七月，“改御史中尉还为中丞。”是在官制上消弱了监察机构的权威，使其不再具有军中执法压制跋扈武将的能力。至此可以说，高澄执政初期实行的治理贪污腐败政策不了了之。在北齐以后的时期中，虽有完备的法律体制，但再也没有出现像高澄时期那样严厉的治理贪污腐败之举。而终北齐一朝，吏治腐败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彻底得解决，这也是为日后被北周所灭埋下的一个祸根。
缪钺先生认为此次治理吏治是汉人欲革新朝政与鲜卑在政治上的一次冲突。综观这三个阶段政策的变化，无不是充满着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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