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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魏北齐初期高欢父子治理贪污腐败政策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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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3 16:35: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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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崔暹 治理 贪污腐败
［论文摘要］魏自正光以后，政局动荡，吏治腐败。东魏迁邺之后，高澄曾一度重用汉族文官对朝中贪污腐败进行严厉治理，但终因东魏北齐时期所面临的特殊环境，使这一治理政策没有坚持下去。本文试从高欢、高澄及高洋天保初年三个时期来看治理贪污政策的变化。
《通鉴》卷一百六十记：梁太清元年(547)，东魏丞相高欢病逝，河南大行台侯景据河南叛东魏，南投梁朝，西援宇文氏。东魏新丧元帅，又遭侯景之叛，引起诸将一片哗然骚乱。
“诸将皆以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杀暹以谢景。”
《通鉴》此条胡注曰：“崔暹纠劾权贵，诸将恨之，故以景叛为暹罪。”崔暹得罪朝中“权贵”，故遭此祸，差点丧命。
崔暹与勋贵将领们的矛盾不得不从东魏北齐的内部吏治问题说起。魏自正光以后，政局纷扰，在任百官贪污奢靡成风。534年，东魏迁都于邺，贪污腐败之风继续滋长。高氏父子因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曾一度积极治理，但终以失败告终。
一、高欢执政初期 优容漠视
孙腾、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皆是高欢心腹之臣，东魏初迁之时，高欢常居晋阳，置此四人于邺，把持朝政。此四人位高权重，号为“四贵”。当时孙腾官至东魏尚书左仆射、太傅，依杖权势“纳贿不知纪极，官赠非财不行，肴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不仅受贿而且还盗用国家财物，猖狂之极。司马子如“与夺任情，公然受纳”。高隆之也是“时有受纳”。咸阳王元坦禄厚位遵，但仍然“贪求滋甚，卖狱鬻官，不知纪极。”韩轨频以军功升迁又兼外戚之贵，在瀛州刺史任上，聚敛无度。可足浑元早年即与高欢相知，东魏迁邺后即来投奔，在并州刺史任上，多有贪污。高氏父子身边之人也是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张亮出身低微因有才能而知遇于高欢，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诸州，咸有黩货之闻。”陈元康东魏时期深为高澄依信，“而不能平心处物，溺于财利，受纳金帛，不可胜纪，放责交易，偏于州郡，为清论所讥。”官员受贿、聚敛、放债及盗用国家财物情况均有，可见吏治之腐败。
面对如此情形，高欢在初期多优容诸人，不加追究。东魏行台郎中杜弼在天平末年(537)劝丞相高欢治理惩处贪污不法者，高欢却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纲，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高欢因东魏初迁邺都，西与宇文为敌，南临梁境，朝中文武人心未安，故采取宽纲纪，默许这种状态来安抚诸勋贵。高欢的姐夫尉景，“以勋戚，……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后高欢让优伶石董桶剥尉景衣喻其盘剥百姓且戒之。尉景却反驳说“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放肆如此，高欢也只好容忍之。
二、高澄初掌朝政 约束治理
但在东魏内部和外部处境稳定后，高欢就开始大力扶植儿子高澄的势力，约束打击权贵们的贪污不法行为。天平三年(536)，高澄入辅朝政，重用汉族士人，着手整顿吏治，约束朝中不法勋贵。元象元年(538)，高澄为吏部尚书，一改北魏崔亮后以年劳为制的选举任官之制，“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此一时期，所提拔的“才名之士”多为高澄所信用的汉族士人，如崔暹、崔季舒、崔昂、宋游道等，依靠他们来治理东魏政权内部积重难返之贪污腐败现象。武定二年(544)，高澄领侍中，“其文武职事、赏罚众典，询禀之，”巩固了自己在朝政权，开始重点治理朝中官员的贪污行为，同时“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高澄曾对崔暹、宋游道说：“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可见高澄对二人的期望，也可窥见其对贪污治理的积极。崔暹遂成为高氏父子约束勋贵治理贪污腐败政策中的核心人物。
崔暹，字季伦，博陵安平人，世为北州著姓，初依渤海高乾[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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