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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桑弘羊法治思想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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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25 10:54: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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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桑弘羊 法治 德治
论文摘要：法治思想是桑弘羊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力”、“刑”，主张完备立法和轻罪重罚，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想的产生不仅有其历史基础，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对今天推行法治也提供了许多启示。
应该采取“德治”还是“法治”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孔子基于对人的尊重和信赖提出了“德治”，其主要内容就是以教化代替刑罚。先秦法家则依据人性“好利”之本性，提出人性有趋乐避苦的倾向，因而必须实施法治，即通过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徐复观言：“法家政治，是以臣民为人君的工具，以富强为人君的唯一目标，而以刑罚为达到上述两点的唯一手段的政治。”这种思想与君主专制的关联度甚高，它“把君主推到了‘法’也不能治的独裁寡头地位，‘明法’、‘督责’不仅服务于‘霸道’而且也服务于君主‘专为天下适己’的个人欲望”翻，因此力图推行专制和霸道的秦王朝便将这一思想奉为指导思想。好大喜功、内心多欲的汉武帝也在这种思想中发现了与自己的契合处，所以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尚法用武的政治倾向，政治权力自然落到了崇尚商鞅、韩非的桑弘羊等人的手中。桑弘羊是汉武帝中前期推行“法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强调厉行法治的重要性，其立场在“盐铁会议”上表露无遗。
一、桑弘羊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桑弘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时代，这是其法治思想产生的土壤。
1．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讲。当时的主要矛盾有三种：一是西汉政权与兼并势力之间的矛盾。兼并势力的存在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对西汉政权是一种威胁。在经济上，兼并势力愈发展，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就愈多，国家的财政收人就愈少；在政治上，专制统治者也不希望在下位者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意图。这就意味着西汉政权与兼并势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随着兼并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在加剧。
汉武帝时，国家财政吃紧，要求豪强富商捐资助国，却得不到任何响应。二是西汉中央王朝与诸侯王的矛盾。虽然说经过“七国之乱”，皇权压倒了封国。但一些诸侯王仍然存在，他们还保留着经济上的特权，如王国内的盐铁、山泽工商之税仍归诸侯王私有，所以，汉武帝时诸侯国经济半独立的状态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三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的民族矛盾。西汉初年，迫于国力的虚弱，对匈奴采取“和亲”，但双方的摩擦几乎没有停止，成为西汉王朝的一块心病。武帝时经过劳动人民七十年来的辛勤努力，社会经济日益得到恢复发展，财力、物力日渐充沛，对匈奴问题就提上了日程。要解决上述三种矛盾，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不是单纯通过“教化”就可以解决的，必须在治国上实行法治。所以，汉武帝时期虽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思想，但在治国上实行的却是法家思想。
2从社会思想方面来讲。汉武帝即位后，摒弃了汉初“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实行“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新的统治思想。但统治者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法治”，事实上，法家思想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法家的“文吏”政治在汉代仍占据主导地位，“外儒内法”作为思想的具体体现始终是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特点。在政治制度上，汉代基本上承袭了秦朝，而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措施深深打上了法家的烙印，因此可以说汉代政治在最关键处依然在法家思想的笼罩之下。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存在于各级政权之中，遵循法家思想的“文吏”在武帝“奋发有为”的政策导向下就有机会崭露头角，一批“能吏”以至酷吏如张汤、杜禹、杜周、桑弘羊、东郭成阳、卫青、霍去病之流就应运而起，并表现得相当活跃，在政治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此外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也决定了他虽然表面上尊崇儒术，但在本质上却不会放弃能满足其“多欲”和野心的法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却只能起到“缘饰”的作用。张纯、王晓波所论汉政之“阳儒阴法”：“一为以儒家的理论提出而实践上为法家的主张，其中有‘儒家化’的法家，也有‘法家化’的儒家。二为在政治上以儒家掌‘教化’，而以法纪掌‘吏治’。故儒家‘言’而法家‘行’。三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儒家的理想，而在现实政治上实行法家的制度。”颇为清晰地说明了这一时期西汉社会思想的特点。
二、桑弘羊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桑弘羊的法治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概括来讲，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崇“力”尚“刑”。这是桑弘羊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即崇尚法治，通过刑、力来治理国家。这种思想根源于先秦法家的人性论。先秦法家认为人人都好利、争利，并且“人”的这种特性还不能通过后天的教育得到改善。桑弘羊继承了这一思想，指出“贤不肖有质，而贪鄙有性，君子内洁己而[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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