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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实践决定论在注意了马克思理论中实践的地位后,并不是把实践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去理解,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了机械的理解,从而导致了对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理解。所以有人主张要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要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
马恩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物质本体论”,也从来没有把“物质”强调到脱离人的实践、与人的实践毫无关系的东西,他们只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了人的实践必须建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物质基础之上。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只是叫做“物质本体论”或者如上述观点表明的那样,作“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理解,本身就是违反马恩一贯的“辩证法”思想的,就是把马克思哲学基石的“物质”概念作机械的形而上学理解的结果。马克思在强调实践的物质基础后,是十分重视人的实践及其意义的,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篇看到关于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革命的实践”、“实践的、人类的感性活动”等概念,一句话,看到马克思对实践的深刻理解和重点强调。但这并没有丝毫意味着要贬低甚至否定其“唯物主义”前提和基础。人的实践再“能动”再“感性”,终归离不开“物质”基础。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的实践能动性无可争辩地大大增强了,但看看由此而带来的全球环境问题、航空事故等,就是所谓的传统的“物质本体论”也难于否定,更何况马恩从来就不是主张这种“物质本体论”。总之,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决不能任意夸大到甚至可以脱离物质基础的地步。更不能用实践来统括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只能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辩证地得到科学理解。从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贯彻的辩证法来看,根本就不存在“物质”还是“实践”的机械的本体论问题,二者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中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3 在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上的机械论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面临的改革与发展课题的提出,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尤其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在理解这一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同样存在着理解的机械性,笔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的第三种突出表现。 3.1 把可能性理解为必然性,割裂二者的辩证关系。马恩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但历史实践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有人就以此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结论失效了。其实,马恩只是根据自己的唯物史观,对西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预测,很显然,这只是预测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并没有强调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同样,马恩在看待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也只是持预测的态度。马克思在他晚年的通信和著作中多次谈到象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尽管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马克思的预测是科学的,我们今天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认为马克思当年的考察仍然只能是一种可能性的考察,也不能夸大其辞,认为当年的考察是必然性的。
3.2 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有人认为,生产力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只是马克思历史发展理论的特殊性表现。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从而否认马克思有普遍的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历来反对把他的理论当成僵死的教条到处套用。我们也不能就据此认为,马克思本人也反对有一般的历史发展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过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马克思坚决反对的是不顾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教条式地套用“历史哲学理论”的作法。把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看作“独特的道路”,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构成的全球环境毫无关系的“例外”,实际上是割裂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正是通过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表现出来的道理,是把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否认其中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有人甚至认为东方社会发展的这种特殊性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其实,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因此“困惑”过。《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恩就考察了俄国公社的未来前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可见,马恩是把俄国革命放在整个世界革命体系中统一考察的,俄国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实际,这也是马克思十分强调的,但马克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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