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就强调：“马克思主义以前，中国历史家从思想体系上看，没有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但从具体的观点上讲，中国历史家是有唯物观点的。”（《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白寿彝史学论集》，22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还说：“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关于<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498页）稍后，朱维铮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并做了比较深入的历史考察。（《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走出中世纪》，302～3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这都启示我们，传统历史观是蕴涵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萌芽的，在当前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面前，尤其要做好发掘、整理、研究和运用这一历史认识遗产的工作。

大体上说来，从先秦至民国，传统历史观当中的唯物主义萌芽在各类历史唯心论的汪洋大海中经历了两个较大阶段的起伏和变迁，即先秦至清代前期和清代中叶至五四，每一阶段又可以分为几个小的阶段。

一、先秦至清代前期

（一）先秦至唐代中期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出现了众多杰出的具有唯物主义萌芽特征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家，比如先秦的孔子、荀子，西汉的司马迁，北朝魏收和唐代的杜佑等。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大变革时代，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历史演变的物质前提。孔子把“足食”看作治理国家的根本之一（《论语·颜渊》）。孔子也不相信“天命”，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更不谈“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这表明了孔子的疑天思想。鉴于当时“礼崩乐坏”的严酷现实，孔子通过修《春秋》表达了自己的以“复兴”东周为号召的社会理想。这部书尽管有以人心的好坏来评判历史的缺陷，但从历史上看来，从“史官文化”的角度看来（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237～239页，人民出版社，1964），它所发挥的注重人事、以人为本的历史观点却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代，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也认识到了物质生活之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荀子认为，“礼”起源于解决无穷之欲和有限之物两者间的供求关系这一客观需要，“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此外，荀子还第一个从自然出发在理论上对“天”做了比较系统而明确的解释。他认为，“天行有常”，“治乱非天也”，所以要“明于天人之分”，人需顺应自然，也能“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成书于此时的《管子》，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一部论述封建国家经济问题最为全面和最为丰富的著作”（巫宝三著《管子经济思想研究》，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类似的认识。它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力则仓廪不盈”。（《管子·牧民》）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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