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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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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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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在欧风美雨的催化下，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时期。此间出现的知识妇女群，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演讲台，向世人昭示着她们的解放心态。
谋求知识、出洋留学的自立精神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从戒缠足、兴女学两方面，营造出女性重塑的社会氛围。待到辛亥革命时期，谋求知识、出洋留学的自立精神已在知识妇女群身上显山露水，构成了她们解放心态的深厚底蕴。辛亥知识女性已深切地认识到了谋求知识对于实现自我独立和国家自强的要义。秋瑾诚告全国姊妹“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注：鉴湖女侠：《勉女权》，《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 ）陈撷芬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为什么不强？因为没有人材。为什么没有人材？因为女学不兴。”（注：陈撷芬：《尽力》，上海《女学报》第2年第2期，1903年。）凸显出女学与救亡的紧密关系。《大公报》的吕兰清女士卓有见识地说：“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女学之兴，有协力合群之效，有强国强种之益，有助于国家，无损于男子。”（注：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东方杂志》第1年第5期，1904年。）《中国新女界》杂志乃放眼于中西对比，曰：“欧洲诸强国深知其故，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义，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爱国之理想，国民之义务，久令灌注于脑筋。故其女国民惟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之不惜。”（注：谈杜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5、63页。 妇女共鸣社1936年版。）此等言论反映出在救亡情结下， 知识妇女群以兴学为起点的自立意识。
值得瞩目的是，辛亥知识女性的“学以自立观”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本土定位，而已具备了世界意向。革命党人何香凝就大声疾呼：“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号召广大妇女“其急湔除旧习，灌输新知，游学外国，成己成人，勿放弃责任，坐以待毙。”（注：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苏》第4期，1903年。 ）秋瑾则“不屑牺牲个人之学业”，在沪、杭、绍之间“奔走呼号”，动员国内姊妹们“络绎东渡”，去日本留学，并亲自撰写了《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分寄各地女子学校。（注：《秋瑾集》，第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在得悉湖南第一女学堂受到顽固派的破坏时，她当即去信慰问，勉励师生们“切勿因此一挫自颓其志”，热情地动员她们去留学，自己愿为她们“照拂一切”（注：《秋瑾集》，第3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在这种心态左右下，国内一时出现了兴办女学、负笈东瀛的新潮。
据统计，在1902～1912年间，部分知识女性创办和参与创办了38所进步的、重视革命思想教育的新式女校。这些学校遍布上海、广州、南京、天津、浙江等省市。与此同时，一批知识女性则本着谋求自身解放和“觇其国情，以为吾国利病之比较”的目的踏上了留学东瀛的征程。从1901年起，沿海江浙一带即有女妹随父兄赴日留学者。日本的实践女校和东亚女校均附设招收中国女学生的速成师范。1905年湖南有20名公费女留学生赴日读速成师范科，其中最小的仅14岁，而最年长的是53岁的老母亲，使日人“吃惊之余又感到由衷[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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