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 |
 |
时间：2009-7-24 13:57:18 来源：不详
|
|
|
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7年。）。 其目的就在于建设一个“新女界”。
在知识女性看来，妇女要谋求解放，不能静待男子的施舍，而要树立自救意识，尽一分国民之责任，求一分国民之权利。陈撷芬撰文《女界之可危》曰：“国既为公共，宁能让彼男子独尽义务，而我女界漠不问耶？非但彼男子欲始终鄙我，不能平等，即彼男子以平等与我，我辈自由，问能无愧乎？”进而提出“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注：陈撷芬：《女男之可危》，《中国日报》1904年4月26 ～27日。）莫雄飞则勉励中国女性应以法国女革命家贞德为榜样，“为国舍身，撞独立之警钟，张自由之旗鼓。”（注：松江女士莫雄飞：《女中华》，《女子世界》第5期，1904年。 ）当时的女子报刊不少专设“译林”、译述”“海外珍闻”人物传记”等栏，广泛宣传西方女权运动及其杰出的妇运领袖，力图为“女国民”找寻学习的榜样。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女子刊物多为短寿。但其不惜笔墨陈述的解放妇女的思想，却引导着广大妇女不断地强化自救意识。 投身革命、共赴国难的爱国情结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以炽热的爱国情结将妇女解放运动融入到了广博的社会革命中，力求和男子共赴国难，以争得完整意义上的人格重塑和国家重建。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有名可查的380 多位精英女性中，女同盟会员就有54人，个中尤以何香凝、秋瑾、林宗素等为著。这些女性或不畏艰险，苦学技术，试制炸弹；或机智勇敢，伪饰结婚嫁娶，为起义队伍运送武器；或秘密组设机关，掩护革命党人；或参与暗杀活动，实践反清志向等。譬如，为掩护同盟会在东京筹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为通讯联络点和集会场所，并肩负守卫工作及收发信件；为谋刺清政要员，以方君瑛为首的同盟会暗杀部多次冒险行动；为准备反清起义，秋瑾主持大通学堂，以培养革命力量，并组建了皖浙一带的“光复军”以为起事。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武昌起义爆发后，远在国外的女留学生心潮澎湃，纷纷踏上了归国之途。其心态一如女留学生吴墨兰所言，“妇女都在为革命尽力。我打算19日去武昌。回国后自然是参加可敬的苏氏姑娘组织的娘子军，为革命而战……假如不需要娘子军，那我就深入内地，或演说或做密使，决心为革命奉献自己的生命。”（注：《吴女士和叶女士》，《东京朝日》（日文），1911年11月15日。）此处提及的苏氏姑娘是指东京女子医学校学生苏淑贞、苏洵贞姐妹俩。她们和林演存、林贯虹、唐群英等 8人组成的女子红十字军，于1911年10月19日回国参战。11月19日，又有9 名女子医学校的学生同其他留学生一起奔赴国内战场（注：《博爱丸的首次航行》，《东京朝日》（日文），1911年11月20日。）。此后，国内战场到处可见留学生的飒爽风姿，不少人逐渐成长为女界领袖。
与此同时，国内女界已在光复之役中大显身手。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自筹药品，亲率赤十字会转战湖北前线两个月，救护伤员达两千人。上海爱国女校学生也勇赴南京助战。一时，投笔从戎成为知识女性的最新选择。这种心态一如吴淑卿在《从军文》中所言：“观今之世界，当要人人努力自强，当要应尽国民之责任，若想热心爱国，非立起当兵之志不可。”“愚生并非图日下之荣耀，只求其同军士去北地，吾愿舍身而赴敌地也，杀尽国奴。”（注：《女革命军首领义侠吴淑卿全传》，转引自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第4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96年版。）吴不久就招募了一支约二百人的娘子军， 揭开了女子从军的序幕。上海妇女在武昌起义后，组织了5个北伐军事团体， 即薛素贞发起的“女国民军”、陈婉衍发起的“女子北伐光复军”、葛敬华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吴木兰发起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及沈佩贞发起的“女子尚武会”，武装力量约占上海的四分之一强。她们宣称：“天赋人权男女本无一轩轾，人自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