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中叶至五四：走向唯物史观

清代中叶至五四时期，中国传统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萌芽，先后经由复兴的公羊朴素进化观和近代西方的进化史观这两个阶段，发展到极点，最终接受了代表时代精神和决定中国前途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一）公羊朴素进化观阶段

嘉庆以后，以公羊学说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在消沉了一千多年之后，取代古文经学派，重新跃居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经学时代行将结束之际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

“张三世”，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传》隐公元年），是公羊朴素进化观的原始表述和总纲。继复兴公羊学的代表庄存与之后，刘逢禄用新的语言对公羊家法做了概括，进一步发挥了公羊家变易进化的历史哲学，主张“由是辩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张三世例第一·释论》）。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刘逢禄还深入阐发了公羊家“通三统”的治国方略和大一统的社会理想，形成了一整套反映时代“变”的特征的哲学思考，“为清代公羊学树立了宏大的规模”（陈其泰著《清代公羊学》，115页，人民出版社，1997）。

此后，公羊朴素进化观到了龚自珍、魏源手里，便被改造成了倡导变革旧制度的武器。龚自珍以“才”为标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三世历史观，描述了“衰世”貌似“治世”的种种表现，最后断言封建统治已经到了“衰世”，并且“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龚定庵全集类编》卷4《乙丙之际箸议第九》，68～69页，中国书店，1991）此外，他还揭示了上古社会“据乱、升平、太平”的演变史，还用“早时”、“午时”和“昏时”这一新颖的“三世说”宣告了封建统治的没落（《龚定庵全集类编》卷5《尊隐》，96～97页）。这些都反映了龚自珍的变易哲学观和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这在龚自珍深刻批判封建社会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当中体现得尤为生动鲜明。

与龚自珍同为嘉道年间今文经学健将的魏源，一生以阐扬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观和变革思想为务。他认为，《春秋》寄托了孔子匡复天下的政治理想，而对“三世”书法的不同，恰恰体现了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进化，“于所传闻之世见拨乱之始，于所闻世见治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魏源集·公羊春秋论下》，134页，中华书局，1976）魏源的各类经世主张、历史创作，乃至对君权的批判（《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三》，42～45页）和“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集·<海国图志·叙>》，206～209页）的思想莫不与此有着深厚的渊源。

到戊戌时期，以康有为为代表，更加积极地推演、阐发公羊“三世”说，将其与《礼记·礼运》篇的小康、大同思想相糅合，与西方政治学说和进化论相糅合，提出了一套改变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经由君主立宪最终实现民主政治的学说，并且超越了议政阶段的龚自珍和魏源，发动了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的“三世说”，《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其第一阶段，它们从根本上打击了古文经，并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以《春秋董氏说》和《礼运注》为代表是第二阶段，讲人类社会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进程；《大同书》为第三阶段，讲人类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到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历程，“以惊人的想像力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富丽堂皇的大同生活美景”（房德邻著《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第四章第二节，转引自陈其泰著《清代公羊学》，316页）。

（二）进化史观阶段

晚清之际，与公羊朴素进化观相相辉映的是，来自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很大程度上在前者所奠定的基础之上，也迅速成了人们确立新史观、创造新史学的思想武器。这一历史进程由严复肇其端，由梁启超和夏曾佑承其绪。

严复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在《天演论》一书当中，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为基础，经过自己的综合、创造，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进化论哲学思想，“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天演论》，3页，科学出版社，1971），“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天演论》，7页），给中国人提供了一整套全新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此时，致力于维新变法和有着深厚的公羊学背景的梁启超也积极加入到介绍和宣传进化论学说的行列中来，坚信进化论学说“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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